十年前的五月二十三日，来美国的航班上，坐在我们夫妇旁边有一个中国老人，听说我们是第一次来美国，说了很多很多，他传递的信息有好几条，一是：来美国以后，生活完全不一样了，新的人生即将开始；二是：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做起，以前的资格都统统不算了，但机遇会有的；三是：美国的发达，不要用肉眼来衡量，最初看到的可能是失望，但是了解越多，会越有信心。这三条信息，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心里，后来的经历，都印证了它们的正确。

但是后来到西雅图以后，找到那个老人的电话，打过去联系他，好象对方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很害怕我们去麻烦他似的，也不勉强真的去看他了，我只知道他住在湾区，后来不再提起，渐渐忘掉了他，只觉得他在飞机上那种热情的话语，并不真的是他自己要讲的，而是命运之神托他讲的。在弗吉尼亚的时候，也想到一个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三届，后来来美国，那个时候她住在洛杉矶，我从弗吉尼亚打电话给她，一直说有机会去洛杉矶找她，可是当时根本就觉得不可能，境况太窘迫了，旅行还谈不上。可是三年以后我真的受聘到洛杉矶来工作的时候，她已经人去楼空，估计回中国去了。也好象她象一个意念中的影子，恍恍惚惚地指引了我来洛杉矶，当年也可能就是想到她在这里，我去翻查洛杉矶的大学有没有公开的机会，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還是應該先说說在弗吉尼亞的時候經歷的事情，當時觉得差一点就困死在那里了，因為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个夏天，我们在炎热的大学区东游西荡，没有车，也不会开车，难得有邀请我们来的肯戴利教授的太太安带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可是那些超市的东西贵得买起来象割自己的肉一样！带的美元算算撑不了太久，还要象没事一样地去花，就是不愿意让別人小看了我们。走过大学附近的一个高档住宅区，一起欣赏砖砌的大房子，不禁问：这样的房子多少钱？安很吃惊：这里的房子太贵了！我都没有问过呢！后来她很认真地去查了，再由肯戴利来转告我：50万左右，但好象是一种讽刺：你打听这个做啥？的确，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可能马上就要灰溜溜回去的，打听这个做啥？

我前面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并不是说在弗吉尼亚没有事情做，我除了担任老多米尼大学和诺福克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做了一个个展，是在美国的第一个展览，就在美术系的大厅，肯戴利亲手帮我布展，当时我看他的身手，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当然后来自己也模仿着成熟起来。还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是他们学校非常难搞到终身教授的位置，整个系其实只有肯戴利自己是终身教授。有一次系主任邀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聚会，都是系里的老师，就在悄悄说这个话题，原来系主任自己也不是终身教授，后来我离开不久，他也去了其他学校。如果要进入终身轨道，必须是公开招聘职位的时候明确指出的，只要没有足够的理由，他们学校就不设置这样的位置，而即使像系主任这样已经进入终身轨道的教授，如果最终没有通过考评晋升，也得卷铺盖走人。肯戴利自己也跟我说了这些细节，即使他很希望我留下来，但是如果一直只是客座，就意义不大了。

肯戴利有严重的肺病，是肺癌，但是手术很成功，居然现在十多年了都没有问题。他来中国的时候就是到浙美来访问的，顺便要讲一个美院时候的故事，就是他来访问的时候的故事，当时真的很耀眼，尤其是他的美女太太，还很年轻，是他的学生。我记得他们两个邀请我去他的房间玩，一进门就拿出酒来请我，我到现在还迷惑：在美国不到年龄的大学生也不可以喝酒的，他是不是知道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个时候特别放得开？后来他走的时候，把他在中国做演示的很多工具都给了我，包括一本丹拖的哲学书，再接下来，是一个轰动的事情：他邀请我访问美国，和他来中国时候的身份一样。大家都知道这是最早时候中美文化交流的活动，经过很多的中间关系，由文化部的名义邀请他来，又谈好要回请的，很多美院的教授都伸长了脖子，没有想到他回请的是一个学生，简直跌破眼镜！这对于肯戴利来说，完全是就事论事，希望年轻人有机会来美国，但是对于中国的校园政治，他几乎是要把我杀了！看到这里，有心人可以去查早我最早的关于美院的故事，说到我大学毕业时候去考研，英语差了两分就没有给上，有网友笑话我：每个考不上的都说自己就差两分！而美院是经常搞特招的。是的，我真的就差了两分，而美院当时就没有诚心要招我，也就没有招起来任何人－所以我这两分本来就是考试合格的意思了，读者应该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我当时根本不可能办出来出国，后来还是上了中国美院的研究生（我还没有写完整的“我的美院”还会继续讲那些故事），但是肯戴利还是一直给我在寄发邀请信，坚持了很多年，后来断了几年－我不知道其实他得了很严重的病，肺癌，差一点就走了，当然就顾不上和我联系了。等他病好了再联系我，已经是我到巴黎的时候了。所以后来到了弗吉尼亚，看到他本人，已经象变了一个人，甚至有点陌生，他再也不喝酒了，到他的家里，那个中午，他拿出最简单的食物招待我们，人老了，生活方式都变了。他的妻子，当年的美女，还是很漂亮，这是他第三任妻子了，而他还要支付给前面的两个妻子离婚后的抚养费，加上他的巨额医疗费用，还有和现任妻子生下来的一个小孩，经济压力一定很大。他开的车是最老的雪佛兰吉普，没有空调，去接我们的时候开着它来的，非常热，真的失望透了。而他的太太，一定是他宠着的，买了一辆新的大众，也经常来接送我们。

肯戴利最好的朋友，是艾瑞克和雷庚夫妇，艾瑞克是他的医生，自己开诊所的，而雷庚是一个画家，因为正好是同行，就很投缘。肯戴利自然就把我们介绍给艾瑞克和雷庚夫妇，这对夫妇没有孩子，而雷庚最喜爱的是动物，尤其是兔子，她画的都是人格化了的兔子，很有童趣，并且神秘。雷庚喜欢讲她的动物的故事，感恩节吃火鸡的时候受邀去他们家，还认识了波妮，是雷庚的大学同学，后来是我在西雅图艺术学院的同事，而我在结束掉在弗吉尼亚的最后一个星期的课以后，就要去西雅图了，所以雷庚就讲“彼得兔”的故事给我听：一位叫波特的小姐一直给一个患病的小男孩写故事的故事，还有她自己编的更有意味的画里的故事，......我们到西雅图以后生了两个男孩，雷庚寄来的礼物包裹里就有一本精美的“彼得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