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
1949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向中共中央举荐邓小平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炎黄春秋》杂志日前刊载了严如平的文章,追溯了这段历史。
从左倾包围中解救胡耀邦
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他并没有听信康生“特务如毛”的言论。叶剑英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
1977年8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左起)在十一大会议上。
胡耀邦在1964年11月被中共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到陕西后,与省委负责人研究后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狠抓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是,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高层的严厉批判,西北局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
叶剑英得知胡耀邦被批判的消息后,在6月上旬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乘坐军用专机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胡耀邦后来听从叶剑英的建议,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
胡耀邦能够脱离左倾包围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和叶剑英的关系自此也非常好。
赞赏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开始考虑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国家。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他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商讨,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了“隆中三策”,即停止批邓;处理冤案;狠抓生产。
叶剑英知道这“隆中三策”后,深以为是。但当时,华国锋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于是,叶剑英先是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劝导胡耀邦:“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同时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l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胡耀邦的这些举措,叶剑英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上书、上访中共中央。1977年11月,叶剑英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中共建政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对于自己的下台,胡耀邦在1987年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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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编辑: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