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编转按：在天涯的“煮酒论史”，看到鞠家jujia 这两篇文章，虽有可商榷之处，但也不无道理，含有一些积极的思考。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是先有刁民还是先有制度？是因为人性的本恶产生了专制制度？还是因为专制制度而导致了人性的恶劣？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群体意识系列之二：群体民众们的“伪正义”

题记：“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 卢梭《忏悔录》　

　　（上篇）

　　上周写了一篇《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可谓毁誉参半，跟帖者不少，不禁有了再写点东西的念头。
　　
　　一如前一篇文章，我还是开门见山，讲一个故事先。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曾经就发生在天涯网上的真实事件，今年7月份的“菊花香香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一位“菊花香香1986”的女子称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高官包养做二奶，该女子在天涯网声称“我就是喜欢做二奶”，并大肆嘲笑网友。一石激起千层浪，天涯诸多网友如过江之鲫，纷纷拍砖，砸贴，用谩骂予以还击，并演化为现实社会中的“人肉搜索”。上万名网友参与了这场搜索“菊花香香”行动，很快，有人称该女子就是成都某个体女老板张静，甚至将她的照片、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小孩的幼儿园地点统统曝光在网上。于是乎，一起网民群体事件爆发，有不少人打电话对张女士进行辱骂、威胁，牵涉到她的家人和子女。张女士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精神接近崩溃，不敢出门。
　　
　　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竟然是无辜的受害者。据CCTV-12法制频道报道，张女士并不是网上那位二奶“菊花香香”，她很少上网，对天涯并不知情，也从未发过这样的帖子。在CCTV-12的这起专门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张女士至今还住在70平米的小房子里，生活并不富裕，她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与网上盛传的“高官二奶”根本大相径庭，只是她在自己博客上的照片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截取，传到天涯网，被诬陷为那个令人愤恨的“菊花香香”。
　　
　　无辜的张女士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精神打击和恐吓，而这一切来自于天涯网友的自认为正义的举措。在记者采访时，张女士泪流满面，痛苦不堪：“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菊#花香#香，你们看看我住的这种60多平米的房子，能像是高官包养的二奶的别墅吗？我的女儿都已经四岁了，而那个‘菊花香香’才刚大学毕业，哪里有大学毕业的女人会有4岁的孩子的？”张女士的家人们也作证，说：“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哪里是什么大学生啊？”亲眼所见张女士家中的情景，及其结婚证、户口本，事实告诉人们，张女士是被人诬陷了。由此，张女士聘请律师，将该事件的诸多当事人告上法庭。
　　
　　整个事件从开始到落幕，充斥着不同声音，这其中，以网友们自认为“正义”的讨伐声最为刺耳，时到如今，依然不少人质疑张静女士是否买通记者——这姑且不在今天的文章评论范围。但是，随着事件的透明度的公开，张静女士是“人肉搜索”的无辜受害者这一事实，无疑是成立的。再极端一点说：假设菊花香香真的就是张静其人，她是否就真该遭受“人肉搜索”，并遭受到群体性的精神暴力？民众们由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社会，对张静女士本人、及其家人的骚扰攻讦，是否构成了犯罪？而网民们所谓的“正义行为”，又有多少能给予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不是产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民众们狂热而非理性的群体暴力行为，是这个事件的根源所在。人民高呼着正义的口号，用某种极端、甚至野蛮的方式，在精神上对事件当事人进行摧毁，当这种“群众暴力”发泄在了错误对象上时，所酿成的悲剧会是非常可怖，足以将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彻底摧毁，甚于对肉体的损害。
　　
　　而我们反观中国的历史，竟然惊奇地发现，正是在离我们所不遥远的时间阶段里——仅仅在三十多年前，这片充满“群氓愤青”的土壤上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正义讨伐”、“人格侮辱”群体事件，成百上千的无辜者被群众们谩骂、攻讦，精神上遭受极端的痛苦，许多人因此结束了生命。想必今天许多活着的当事人，都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这种文化基因正是在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遗传下，依然在今天、尤其是充满自由化的网络世界里肆意横行。
　　
　　张静女士是无辜的，遭受了如此严重的道德谴责，当人民为了心目中的“正义”而讨伐她时，谁又来为张静女士主持正义？难道，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正义么？
　　
　　社会心理学家庞勒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深刻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精神信仰，只有盲目的从众随大流的群体习惯。当一个人做出某件看似正义、又具有潜在危害的事情时，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踵而至，纷纷效仿，乃至汇聚成一股洪流，最终，个人的理性被淹没在群体行为中，整个群体变得狂热、盲目，变得可怕——这，就是“群氓”。
　　
　　如果说，“菊花香香事件”鉴于网络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误伤”，网友们的狂热行为多少还具有那么一点点“合理性”的话，那么发生在三年前的“陈易事件”，恐怕就真的是对群氓们的一次精神拷问了：
　　
　　2005年9月15日，大三女生陈易在网络上发出一封“卖身救母”信，诉说其母亲病重，家庭经济难以支撑，迅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帖子的最后，作者附上了她的电话以及她和母亲的合影。帖子很快火起来，很快她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万元的捐款。但同时，陈易此举也遭来一些网友们的质疑，一些网友从她的照片上发现她烫过头发、穿过品牌的运动鞋（事实上，鞋子是几年前买的），于是认为陈易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进而对其发帖产生质疑；紧接着，有人指出，陈易的母亲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工资收入非常稳定，而不像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样经济入不敷出，事态演化明显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形。同时，陈易在网上为自己辩解，母亲确实是公务员，但只是普通职员，家里为了治病，已经欠下巨额债务，陈易声明自己可以公开家庭透明度，由网友们鉴定。但是网上有人恶意挑拨，使得网友们并不相信陈易的解释，纷纷由当初的质疑转为恶语攻击。由此，捐助方与受助方关系演变为恶劣。事情朝更糟糕方向发展，数日之后，一名“黑客”破解了陈易的邮箱、QQ聊天记录等私人隐私，并将陈易所有的私人谈话公布于众。
　　
　　陈易的同学，付洁说：“在网上质疑声最厉害的时候，她整个人完全处于崩溃边缘，我们必须二十四小时看着她，不然的话真的害怕她会出事。她之所以那么久都没有站出来，一个是我们没有那样足够的经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做，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网友那些质疑声，然后再加上陈易那段时间，网上对她的谩骂声，她都是从朋友处得知的。她自己不敢亲自去看那些东西，所以就导致那些误会就越来越深。”
　　
　　在网络的巨大压力下陈易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有她的同学在报纸和网络上发布了一份《关于救母事件的联名告公众书》，他们努力想证明陈易的清白，但这种努力在网络中同样被淹没和否定。国庆节前的一天晚上，陈易在宿舍里情绪失控，她试图割腕自杀，好在被同学和老师劝阻下来。
　　
　　在与网友们的协商过程中，陈易答应网友们可以亲自来家中查询、验证。于是，在天涯网友的民间自发组织下，一位名“八分斋”的网友和一名上海网友作为代表，2005年10月9日，亲自前往陈易家重庆，进行为期十天的实地调查。关于陈易遭遇的种种情况，重病在床的陈易母亲都是知道的。于是悲剧的一幕发生，在网友“八分斋”等人离开重庆后的第二天，陈易的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不去天津动手术了。
　　
　　由于网友们对陈易母女毫无理由的声讨，导致手术拖延，最终，陈易的母亲因此而去世。陈易在网络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精神近乎崩溃。陈母去世后报纸记者发出了报道，但记者却被自己的朋友追问：“陈母真的死了吗？”“你确定棺材里的人是陈母吗？”网上依然有人对陈易不依不饶。
　　
　　陈易，这个大三的女生，在11年前就死了父亲，当她因为母亲病重、家庭经济难以支撑时，向社会求援，然而，让我们悲哀地看到，这起最初是一个善举的行为，最终演变成了一股群体潮流的质疑、讨伐、充斥各种声音的咒骂。而网友们调查的结果却是：陈易真的是诚实的，她母亲确实是急需手术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病人是无辜的。而那些自认为要“为民除害”的网友们、对无辜者进行“道德谴责”的群众们，却露出了一副副标榜正义的可怕尊荣，他们用他们所谓的“正义”和“道德”，压垮了社会良知的底线，造就了陈易母女的悲剧。不知这些人究竟做何感想？
　　
　　人民大众的群氓意识，在现今自由化泛滥的网络世界里彰显，但实质上，却不过是历史过往岁月留下的基因传承。人民大众的狂热所针对的往往是弱者，针对的是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对象，尤其是这样一个对象：女人。在“菊花香香事件”、“陈易事件”等最近几年频繁的人肉搜索案中，我惊讶地发现，群氓们所针对的常常是女人——或许，正是因为女性好欺？——当然，时代的不同，人民所欺负的对象也不同，比如在三十年前，在人民大众虚伪的正义压迫下，“知识分子”也是软弱可欺的对象。
　　
　　道德谴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形象对你的理性惩罚，涉及的只是你的某一个事件、某一次错误。而道德谴责——尤其是人民大众自认为正义的道德谴责，常常脱离理性的轨道，在一波又一波谣言声中，飞速行驶入狂热、盲目的恐怖轨道，最终，对无辜受害者造成的摧毁，远远超出了这个事件本身，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曾经、她的未来岁月以及她的所有。错误的“道德谴责”，是最可怕的群体杀手锏。
　　
　　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古代才有的场景：成百上千的村民，把一个柔弱的女子绑起来，架上柴火，浇上油，点燃的火焰升腾而起，将女子吞没。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火烧活人过程中，旁边伫立着麻木的看客、自认为正义的仲裁者们，他们在疯狂地高声呼喊：“烧死她，烧死她！她是道德败坏者，无耻的，她是该死的……”
　　
　　什么是人们所谓的“道德”？什么又是人们所谓的“正义”？当人民群众在用貌视正义的野蛮手段去处置那些他们所认为“不道德”的人时，恰恰揭露了人民自身是最大的不正义！
　　
　　“艳照门”的女主角阿娇，也正是这种虚伪正义下的受害者。对于一个成年人，阿娇的行为犯不上“道德败坏”，她也并没有将之公布于众、挑战社会底线——而真正的罪魁祸首，那个恶意泄露照片、传播照片的人，却逍遥法外。社会舆论所具有的“针对弱者”的本性又一次暴露出来，犹如古代的村民们一样，将她高悬示众，用舆论之火把她活活烧死！最后，大众们还拍手称快：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惩罚了那个不道德的人！
　　
　　两百年前，卢梭的声音回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如今，我们依然对这声音充耳不闻，在群氓的狂欢发泄下，将舆论之火熊熊燃烧，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道德”批判、“正义”裁决……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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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在“陈易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
　　
　　在网友们自发去重庆实地审查陈易时，网友“八分斋”为这次调查做了一项重要准备，那就是：找了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暗地里给陈易母女捐了数额不等的钱。当然，每一笔捐款都是被八分斋记录在案的。然后，八分斋要求陈易公布所受的所有捐款，并照此一一核实，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陈易是否存在欺骗。
　　
　　新闻实录：
　　 网友 八分斋：“你为什么要给我隐瞒七千多块钱这个事实？”
　　　　陈易说：“是之前我给我母亲的。”
　　　　网友 八分斋：“是，那是别人捐了钱不？”
　　　　陈易说：“是，是别人捐的钱。”
　　　　网友 八分斋：“是别人捐的钱，这笔钱你为什么不在天涯上公布？”
　　 陈易：“就是七千多，加上后来的两千多，我是因为分是两批取的嘛，因为你没有问我之前的，我是分两批取的。”
　　
　　陈易解释说，通过各种方式收到的捐款实在太多，而且有些捐款者并未注明是天涯网友汇来的，所以她就没有把这笔钱公布在天涯上。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网友们认为陈易有欺骗行为。
　　
　　对此，记者曾经问过这位网友：
　　
　　 记者：“你想试探陈易。”
　　　　网友八分斋：“对，假如说我说了一笔，她说有。我说到另外一笔，她说没有。再说一笔，她说有。再说一笔，她说没有，因为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捐过去。”
　　　　记者：“那你这是设陷井？”
　　　　网友 八分斋：“不是设陷井，如果她诚实，那钱就是她的。如果她不诚实，我有权利把我的钱要回来。”
　　　　记者：“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八分斋：“但是没有别的方法选择，没有别的规避风险的选择，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记者：“这种方法决不是慈善的方法。”
　　 网友八分斋：“对，不是，因为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这是一场诈骗，一场骗局，那我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我可以直接把她绳之以法！”
　　
　　通过这些对话，坦白地说，我丝毫看不到的这位“八分斋”网友的正义形象，反而感觉到他所谓的正义，仿佛掺杂了某种令人生厌的物质。这是一种什么物质？我说不出来。
　　
　　对此，网友“五岳散人”对“八分斋”行为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你在怀疑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撒谎的手段，来取得其信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所以从这一点讲，他的调查就不合法。何况他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判断陈易在撒谎，带着一种偏见他去调查，再用了这种欺骗的手段。取得其信任和资格，就是他所谓的资格来进行调查。那这个结果，在法律上根本是无法承认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道德上他都将被谴责。你不能说是别人骗了你，你就要去骗她，他本来也不是想要挽救网络公信力的。”
　　
　　
　　而当陈易母亲因为此事件而耽误手术，最终死亡后，“八分斋”对陈母去世表示惋惜，但不同情，他说是咎由自取。在《深圳特区报》对他的专访中，他说如果陈母跳楼，只要不是他八分斋推的，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句话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采访他的记者觉得八分斋过于理性，甚至残酷。在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参加节目的人为此而争论不休，节目结束后，“八分斋”想和一个反对他的网友握手，遭到拒绝，后来这个网友说八分斋手上粘着鲜血，他不会握。
　　
　　看完这则“陈易事件”，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正义”？像“八分斋”这样以冷峻的方式去测试陈易，并间接导致了陈易母亲之死的行为，这样的正义，是否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
　　
　　正义——这个光鲜无比的词语，不经意间在我的心中露出它可怕的一面。
　　
　　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峨嵋派掌门人“灭绝师太”是绝对的正义化身：她是正派领袖，大义凛然，正邪不两立，为了维护正义可以牺牲任何东西。然而，正是这位号称“正义”的灭绝师太，武功高强，性情偏激，出手狠辣，毫不容情，只要是对付“魔教”中人，一律痛下狠手，其残忍程度可谓令魔教人也自叹不如。
　　
　　“灭绝”二字，真是将其人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灭绝师太来说，只要是针对魔教的行为，就一定是正义的，哪怕泯灭师徒情谊、长幼之情，也在所不惜。灭绝最欣赏的弟子纪晓芙不肯遵从吩咐暗算杨逍，她便立即动手诛杀，没半分犹疑不舍，冷酷心狠之极；为了铲除自己眼中的“魔头”，便让一向疼爱的弟子周芷若以女色诱惑张无忌，让她假意殷勤将其害死，手段更是卑鄙。她在杀了徒弟纪晓芙后，还要杀徒弟的女儿杨不悔，身为侠义道的出家人，这种株连亲族的行为和佛门“慈悲为怀”以及“侠义”的宗旨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我看到灭绝师太挥舞着倚天剑，在夜色中闪现冥冥青光之时，我仿佛看到一张恐怖的、似笑非笑的面孔，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我是正义。
　　
　　而像网友“八分斋”这样，为了“正义”，通过各种欺骗手段去验证陈易的真实性，与灭绝师太为了正义、派纪晓芙、周芷若用欺骗手段对付魔教中人——就其本质而言，有何区别？五岳散人的话语依犹在耳：你在怀疑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撒谎的手段，来取得其信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
　　
　　而倘若整个群体、整个民#族都以这样一种“正义”为标准时，我就要反问：我们的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历朝历代，孔孟之道无疑是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必要思想。早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就提出天下之道在于“仁”，国家的治理在于道德，国君要统治万民，重要的是修生养性，首先使自己在道德上变得完美，然后百姓们就会效仿，“路不拾遗”、“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父慈子孝”等景象才会出现，此为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当然，孔孟哲学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并不死板，相当人情味和豁达。尽管孔子本人提出“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但他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认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君子或彻底的小人——这为中国文化的包容留下了巨大空间。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到了北宋、南宋时期，随着汉文化的高度繁荣逐渐走向自负自闭，儒学逐渐演变为空谈道德的“理学”。程颢、程颐——周敦颐——朱熹，时间的演变，“仁义”、“道德”等词汇成为了完美主义的象征，“存天理，灭人欲”，在后世的理学思想中，把人简单地化为两种：君子和小人。理学对道德的完美要求，使国民群体意识变为简单的二分法：如果你不是君子，那么你就一定是小人！你要当君子，就要在任何事情上都具有崇高、伟大、完美的道德体现，而如果你被划分为了小人，那么你就一定是自私、邪恶、丑陋的代表！
　　
　　在这种二分法的思想下，正义者为了完美无缺的正义，可以不顾一切地牺牲任何东西，压抑欲望和情感，“道德完美者”们要求寡妇守活寡、子女为父割股疗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是打着“道德”的旗帜，你就可以抛弃任何欲望、情感乃至性命。相反，一旦你在道德上稍有差池，略有微瑕，或是有了一点私欲表现，则立即遭来千夫所指、大逆不道，尤其像某些公众人物（如张居正），不论他有多少丰功伟绩，只要品德沾染了一点瑕疵，就常常被淹没于人民大众的完美道德的口水中，不得翻身。
　　
　　这种极端思想从明朝被正式确立，延续清朝，直到近代，一直如魔影般根植于国民心灵深处。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一场长达十年的群体事件里，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疾病的复发：为了正义和道德，你必须抛弃所有，家庭、子女、感情，融入到整个社会组织中，献出你的一切！而一旦你有某种私欲或个人情感，拿了或是个人历史曾经有不光彩的事情，就被人民群众贬斥为“走资派”、“反动者”、“黑五类”……如果你不是君子，就必定是小人！——而对于小人，传统理学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将他们连根拔除、斩草除根。只要是为了正义，哪怕使用远比小人更加邪恶、暴力的手段，也是理所应当，值得赞颂。于是，一个个高呼正义、却下手狠毒的“灭绝师太”们出现了，他们挥舞着标榜道德的倚天剑，誓要将社会一切污浊斩初，顿时间，整个江湖血雨腥风、惨景上演，一切达不到完美道德的人们都死于这把剑下。
　　
　　如果你不是君子，就一定是小人！
　　如果你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坏人！
　　如果你不是为了jie fang全人类，就一定是在bo xue 全人类！
　　如果你不是明粉，就一定是满遗！
　　……
　　
　　灭绝师太、八分斋们，是这个民族偏激性格的典型代表，他们在自认为无比正义的道德光环下，对那些道德上不完美的明教人士、或是道德尚有质疑的陈易女生，痛下狠手，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愧疚——这，就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传唱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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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正义？这个困惑不断萦绕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我们的民众，在百年来“愚min”的教育环境下，在单一思想的极端化下，已经形成了这种思想模式，恐怕，没有百年革新，没有百年树人，是很难病愈根除的。尤其在最近两年，社会民众对公众人物的“道德绑架”事件又频繁发生——针对姚明、刘德华地震捐款太少的口诛笔伐，针对王石“只捐十块”的群起攻讦，针对“范跑跑”的所显露的群体“郭跳跳”们的道德抨击，针对“艳照门”女主角的道德谩骂，以及，一次次网友们自我标榜正义的“人肉搜索”，一次次民族主义者们自认为正义的愤青行为……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却早已把孔夫子的教诲丢弃在一旁，却牢牢记住了朱熹夫子的话语：欲存天理，必灭人欲。
　　
　　在人们对他人道德口诛笔伐的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您自己能否做到道德完美？您是否真的是正义的化身？
　　
　　此文作完，已是夜幕落下，一轮明月当空。世间的浮华喧嚣落尽，唯有寂静无声。蛙声虫鸣，月光如水，我携一缕清风漫步，在无边夜色下，仰望苍穹，细数那点点繁星，叩问一句：哪颗星星才能点燃理性的正义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