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境内，我们住过好多地儿，不过只有两处我还依稀记得。也说确切点，就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曹东庄以及牛头崖镇。我们家先住曹东庄，后住牛头崖。

从村到镇，应该算是升级调动，不知道有没有破费爹娘许多银两。问过他们，只答说为了能让我和姐姐上个好学校，怎样都值得。这就是当年被政治洪潮所席卷的一代大学生在支援农村建设的同时仍旧死不悔改的臭老九价值观。现如今更被我所遗传，随洋插队带到了美国，照样为了孩子读书，试过孟母三迁。

在曹东庄爸妈的工作单位，院长是个极其和善的大叔。那时候看他，很老很慈祥，现在想想，也不过只比现在的我大几岁而已。不知不觉地，我就即将进入人生很老很慈祥的阶段，果然时光苒茬，岁月如梭。

扯远了，仍然说那位大叔，得癌症死了。他的小女儿跟我是好朋友，好像叫小杰。我们两家住邻居，所以我和小杰晚上经常一起去大院东头上厕所。小杰的爸爸死后，大人门说，她爸爸去世之前的那天晚上，院里飞来了许多的乌鸦，一定是因为闻到了死人的味道。事后我再跟小杰出去上厕所，月黑风高，我想起这个说法，狠命朝空气吸着鼻子，问小杰在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也闻到死人的味道。她说没有，并且加快了脚步，边跑边没心没肺地说，再不赶快，她就要拉裤子了。

那是小孩子对于死亡最早的接触，好奇大于恐惧。随着成长，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胆小，死亡的方方面面，逐渐越来越全面地展示在我面前。到我听人去世就流眼泪的今天，见识把我无知者无畏的童年已经全部带走。再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我又对死亡摆脱了任何的不安，停止用思想去追随它的脚步，那我就是知天命了。

我们在牛头崖的邻居是个疯女人，天天说她跟毛主席有染，所以在以后的很多年里， 我一看到江青的名字，就会想起她来。我们当时的房子，是一排在稻田附近的公房。前门出去是大院，疯女人总在那里自言自语个没完没了。我烦她，就比较多走后门，出去是杂草丛生的院子，当中长了许多的“姑娘儿”。此“姑娘儿”非彼姑娘，“娘”字念作三声。是一种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学名酸浆，秋天结果，果实有红黄绿多种颜色。这东西在东北最多，我们后院竟然也有，野生的，密密匝匝爬满大半个院子。我们家后院的全都是“红姑娘儿”，外表六角形，像一盏盏的小纱灯笼，剥开了里面才是果子。酸甜，有一小粒一小粒的仔儿，大小跟猕猴桃里头的黑仔相仿。

“姑娘儿”除了吃，还可以玩儿。我喜欢把“姑娘儿”果子轻轻地揉软，然后用小草棍把里边的果肉掏出来。因为果皮柔韧，所以没了果肉的“姑娘儿”还能够用气吹起来，不至于塌陷成一团烂皮。吹成中空的球状之后，我把它们一一摆在太阳底下，让阳光照在半透明的“姑娘儿”上，非常俏丽。这样掏空了的“姑娘儿”，还可以放在嘴里，像吹泡泡糖一样地吹着玩儿。

院子再出去，就是宽广的农田了。远处隐约可以看见一小片房子，是我和姐姐上学的学校。一到秋天，学校操场就被用作打谷场，操场周边堆着高高的草垛。我和姐姐偶尔在晚饭之后去玩儿，在草垛上蹦跳，有临时挂在高处方便干活的几个大灯给我们照亮。不过这种机会还是很少的，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呆着，或者被爸爸妈妈带去上班。由于我们搬来不久，又很快搬走，所以没能完全融入过当地的孩子之中。这种情况从我记事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始终不觉得从从容容地拥有过一个所谓的故乡。所以我其实挺羡慕小人书这样的孩子，尽管我老挤兑他是狭隘的地方主义。

有一年回国，鸭子曾经问我，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作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说无所谓，她因此很看我不起。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真正的意思是，他们能够有个自己认可并且被认可的故乡，不论具体是哪儿，都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当年我们全家和其它许多中国家庭的奔波，是那个年代畸形的政治强加给我们的，是无可选择。今天我的孩子们不论在哪里生活、承袭什么样的文化和传统，至少都是某些心愿使然，并非被动接受政治游戏的荒谬规则，我已经很感欣慰。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稳定安宁，也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回首我们家没完没了的搬迁，我一直万分感念的，是爸爸妈妈始终把我们带在身边，用无言的辛劳为我们淡化了许多对孩子来讲太过沉重的现实，于是我和姐姐能够东奔西跑却没有丢失掉丝毫的安全感。

牛头崖离北戴河不远。只要有机会，爸爸妈妈一定带我们去海边玩耍，吃螃蟹。为了去鸽子窝看日出，爸爸半夜就带我们出发，精神头十足。每次去，必定拍一大堆的照片，直到现在还偶尔翻出来全家一起看一起谈起我们有家无乡的童年。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爱上了大海上的泡沫，还有黄昏坐在田埂上看太阳静静地消失，留下橘红一片，在天边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