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了不少时间，还是写下来了。好心的博克朋友给我发悄悄话，告诉我作为医生不要随便写病人的故事，在美国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写作冲动，写一些无关紧要的风花雪月，但是我的生活，我的精神，总是在医学中，悲欢喜乐，无法超脱。希望那位好心的朋友不要怪我，也希望看过的同学，就当作一个身边的故事，听过就忘却吧。

这个月在ICU，今天是我整个住院医生生涯最后一天ICU上班了。到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完工，准备离开的时候，病房的主治医生来找我。一看见我，他就说，C女士情况不太好。

C女士是我很熟悉的一个病人了，晚期肿瘤，反复的化疗放疗，都不见效，到处扩散的肿瘤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她有轻微的智障，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和她一起生活的唯一亲人，是她的女儿，也是先天的智障。每次我们跟她们交代病情，都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她们的理解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害怕。每次问她code status，就是要不要全力抢救，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得到结论，医学上，如果没有办法决定code status，那么就是默认为full code,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上个星期C女士又再次入院，这次是小肠梗阻，然后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胃，十二指肠，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高度风险，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她再次接受化疗，但是又并发严重的感染。今天她的氧气饱和度开始下降，也就是说，随时可能需要气管插管了。所以病房的team需要ICU team一起诊治病人。

病房主治医生跟我说，他觉得病人不应该被气管插管，因为她即使经过抢救以后生存下来这几天，预后的希望也是零，没有手术，不能化疗，她所要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她生存的希望，这个时候，气管插管或者任何人工手段延长她的寿命，都是不人道的。唯一的措施，就是让她尽可能地舒适，带着尊严离去。

我们再次走进C女士的房间，问她如果我们要气管插管，她是不是同意，她费力地摇头，但是再仔细问，她却因为费力呼吸而不能作答了。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她其他的亲人，她有一个兄弟在他州，但是拒绝做出决定，理由是他们很多年不联系了。她唯一的女儿自然也是无法做出决定。

我和主治医生面对面坐在肿瘤病房，他说，现在申请法院的批准也没有时间了，我觉得C女士是不愿意被插管的，而且她如果真正明白自己的疾病，她也不会想活在机器上。他看着我说，we are making a right choice for her.

我说，从感情上我是完全同意你的，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家属，说你们为什么不尽力抢救，我要告你们，我们可就麻烦了。何况病人有着智障，家属可以声称病人不能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主治医生说，我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代表C女士做出对她最好的决定(best interest)，如果但凡还有一线希望，都不会这样放弃的，但是确实是没有希望了。就算告到法庭，我也是可以为自己辩护的。

然后他在病历上写下，change to no code。虽然只是那几个短短的单词，我却能够深深体会到每个字的分量。

很多医生，也许包括我自己，都会safe practice，没有明确的结论，就先插管再说。但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保护，C女士就要在明知道没有一线生机的情况下经历痛苦的气管插管，和其他的人工抢救，经历残酷的挣扎再去世。为了她人生最后的尊严，一个医生，将他职业放在了风险之中。

但愿好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