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颁发诺贝尔奖时都会出现无数的blabla，就是某某某应该得奖，就是没给，而是给了谁谁谁。我今天也介绍一位，他就是我们系的老系主任---小田野 John W. Littlefield医生。

“小田野”这名字听上去是否会被误解为日本人？那干脆就用音译吧，约翰-李特尔。

（一）诺贝尔奖的成就
我们都听说过单克隆抗体。制造单克隆抗体需要两大关键技术：第一步就是细胞融合。第二步就是 HAT selection medium。就是HAT细胞选择培养液，它是杀死没融合的细胞，这样少量融合了的细胞能被选择出来（活下来了）。

那么，在人类科学史上第一个高效率成功实现细胞融合技术的发明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老系主任李特尔教授。第二步也是他搞出来的，那是他在1964年发表在顶级杂志《科学》上的（Vol. 145, Issue 3633, pp. 709-710）HAT medium融合细胞选择培养液。没有这一步，是无法获得单克隆抗体的，哪怕解决了不同的细胞实现融合然后一起生长繁殖难题。

然而，李特尔教授并没有把这两个技术用于制造单克隆抗体。十年后这两个技术被Kohler and Milstein用于制造出了单克隆抗体，二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没李特尔什么事。

就算李特尔教授发明的细胞融合技术时用的材料不是B细胞搞出单克隆抗体，而是10年后被另外二人用此技术到单克隆抗体制造上，李特尔的此发明创造不算数，那单克隆抗体所用的HAT细胞选择培养液可是用的李特尔发明的技术，没有丝毫改进，是直接利用。所以，发明创造出来的制造单克隆抗体所需的两大人造技术就仅仅算第二步他也应该诺奖。

说起来原因很搞笑！据说是因为找不到这人哪里去了。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人。搞单克隆抗体的人引用李特尔的文章成千上万，可在单克隆抗体和整个免疫学科里从此就没有了这么个人。到哪里找这人去？那年头没有互联网，理由说是找个人可不容易。事实上他只不过不在那个领域，他在1982年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单克隆抗体诺奖可是1984年颁发的。

现在需要简单介绍李特尔的生平故事。李特尔16岁读哈佛本科，毕业后就读哈佛医学院，本科与医学院MD两学位加在一起用了5年，此时的他只有21岁。差不多跟他同龄的21岁学生大学毕业时他医学院也毕业了。从这你就可以想象他是何等厉害了。毫不夸张地说：厉害了，李特尔！

他是海军预备役，毕业后去服役，然后参加韩战。当然他是在医院里救护伤员。回国后到哈佛医学院儿童医院当医生（麻省综合医院）。后来他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了，就带着老婆去了英国，给James Watson and Frances Crick当助手。此时ＤＮＡ双螺旋结构已被二人发现，后来二人得了诺贝尔奖（这事大家都应该知道）。1958年李特尔从英国回到哈佛医院后就搞起了细胞融合和杀死没融合的细胞科学研究。然后呢？他又去了意大利搞研究时间不长就又回到了麻省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继续当儿科医生。1970年升为哈佛正教授。1973年，他到了霍普金斯医学院儿科医院，继续当他的儿科医生。提拔到管理整个儿童医院的院长职位后，他每天还是都看病人。霍普金斯医学院儿童医院规模很大，有250个床位，每年看儿童病人20万。

他在那里如何管理如此规模的医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在1984年的秋季，一个炸雷把他给炸醒了！单克隆抗体获得了诺贝尔奖，收音机里提到了李特尔的名字，那是诺贝尔奖得主简单电话里跟记者谈他们俩的得奖过程，他们俩其中有一人讲单克隆抗体的两步都是借用的李特尔的科学发明，可是此人早就从科学上消失了，我们同行没人能找到他。

你说李特尔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他为何在哈佛医学院当医生时突然去英国？因为那时报道了ＤＮＡ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他是医生，去英国发明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大人物那里去学科学技术，名师出高徒，哈佛的教授他看不上！因为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当时的科学家们描述成跟牛顿、爱因斯坦一个级别的。如果李特尔后来一直搞研究，哪怕只发表一些普普通通的论文在单克隆抗体领域，那单克隆抗体的诺贝尔奖他也得排上名，哪怕最后一名。这么多年在单克隆抗体领域销声匿迹，谁知道他是死是活？

他当即联系美国科学院。科学院也听报道说这人没找到。发明单克隆抗体的两大步骤的人竟然还活着呢！立刻启动补偿措施程序，尽快给他科学院院士称号。

霍普金斯医学院当即给他找位子，重新让他的大脑从给孩子们看病回到科学发明创造的正确轨道上来。很快就找到了，让他当我们系的系主任，让老系主任退休。搞科学研究，李特尔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只要他还能跟年轻时一样发明出跟两类不同的细胞融合在一起的技术、凭空创造出只杀死没融合的细胞培养液一个级别的、能得诺贝尔奖的新科学技术就好，毕竟诺贝尔奖一个技术只能给一次。单克隆抗体技术不可能发第二个诺贝尔奖给他了，而且诺贝尔奖发出后是不更正的。

（二）满面笑容的孩子王遇到了贪婪的屁挨着地教授们
李特尔教授从儿童医院“孩子王”突然间转到了科学领域跟科学家们打交道了。多年的职业病养成了他面对孩子们的笑脸。屁挨着地教授们呢？他们会跟孩子们一样可以哄好吗？

这里先得介绍一个插曲，否则无法把李特尔的精彩故事讲清楚。这个插曲里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摸哈摸得”，一个是“摸哈摸不得“。差异在于发音时的重音，“摸哈摸得”重音在前边的“哈”字上，而“摸哈摸不得”重音在后面的“摸”字上。二人都是短期搞点研究的，我估计等于回国前到名医学院镀金，他们都是州大医学院毕业的屁挨着地。有点名校经历回国后也能让同行们高看一眼？我没问过他们为何回国前来这里再搞一个暑假的研究。

一天，我没带饭，就出门去买盒饭。刚出楼门，摸哈摸得就从后面追上来了，说：“润涛，我们一起去。”我说好的。你去哪里吃饭我就去哪里。他说：“我就去你去的地方。”原来他也吃中国盒饭。那是院里一家中国人开的中餐馆，中午在窗口排队买盒饭。窗口里边两个人卖几种盒饭。４美元一份，种类随便挑。

买回盒饭后我俩就在我们系的楼前小院里的餐桌上边吃边聊。我问他回国后是否当教授继续搞研究。他愣愣地看着我，说：“润涛，你认为我有那么坏？会当教授？”我一听哈哈大笑，然后问他：“全世界的教授里就没一个好人了不成？”他郑重其事地回答道：“当然！你看外面倒卖毒品的、晚上盗窃的流氓们都是没文化的坏人，可教授就不同了，那可是有文化的流氓啊！”我摇头，说：“我的大学老师有不少可是非常善良的教授。我不能认同所有的教授都是有知识的坏人。”他点头，然后说：“润涛，我没到过中国，中国除外。”我接着跟他聊：“美国的教授也有好人。就这楼里，你得承认至少有一人是好人。”他想了一下。然后跟我说：“润涛，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在我们学校读博士六年多里，不论是哪个系的教授，都被其他教授骂得难听极了。我可知道教授里绝无好人。你可为我保密啊。”我点头答应了他。就在此时，“摸哈摸不得”从外面进来，也手中拿着白色盒饭，是从跟我们俩同一中餐馆买回来的。他看到我就往我们这里走来，可当他到了桌边一看，我对面坐着的是他最不想看到的“摸哈摸得”，可此时走开已不可能，便只好坐下。此刻，摸哈摸得立刻点头表示欢迎，摸哈摸不得也只好礼节性地点头然后坐下吃饭。摸哈摸得快速吃完就起身说他得去做试验。我知道他二人都是很不错的人，就是因为一个属于逊尼派，一个属于什叶派，就无法成为朋友。

插曲说完了。可以讲李特尔系主任了。他当上系主任后，每天对着屁挨着地教授们就像他天天面对孩子们一样，满脸堆笑，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搞研究。系主任有很多钱。大家熟了，就互相称呼名字了。有的教授就开始试探面带微笑的系主任了：“John，我现在需要买一高速离心机，可我没钱。能否帮忙？”系主任非常高兴就答应了。这事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很快就传开了。教授们哪有肯吃亏的？第二个教授就找系主任：“John，我想招一个博士后，没钱，能否帮个忙？”然后就是第三个．．．．．

系主任的钱被教授们要走的差不多了，没钱要了，教授们就琢磨别的了。他是科学院院士，他可以直接审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就有教授找他帮忙。他不大愿意，害怕他不懂的论文是否水平够。接下来的是他实验室里的仪器也被教授们盯上了。

我去的时候是我老板把我带到系主任的秘书那里，交代秘书说他已经跟系主任谈了我，系主任让他把我的个人简历给他看看。系主任看后说要见见我。我去的第二天老板就带我去见系主任。他没带我直接去系主任的办公室，而是旁边秘书室，他让秘书看看系主任什么时候有时间。秘书从系主任屋里出来就让我进去。进去后发现他的办公桌在门对面的墙边。他拿着我的个人简历，拼我的名字，我点头。

他说：“你这名字不如换个发音接近的，比如Ron。我是说以后就咱俩之间我这么称呼你，我感觉比Run（逃跑）礼貌。”我立刻点头，从此只有他一个人喊我Ron，其他人没人知道我还有这么个名字。我没用过的缘故。我把这事告诉过两三个美国朋友，他们都认可Ron比较亲切，一生中也就那么几个人喊我Ron。

跟我聊了几句他说他也对生化感兴趣（我是搞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的）。Ribozyme在蛋白质合成中的功能就是他首先发现的，他的贡献远不止细胞融合技术和单克隆抗体杀死非融合细胞技术－－－奠定了制作单克隆抗体的两大基础。他让我走前他站立了起来，用眼神提醒我他这间屋子里墙壁油漆的颜色。我看了一下就感觉他的艺术欣赏力跟我的不在一个轨道上，也没敢恭维。我不喜欢说谎话。就走开了。

从此以后，几乎每天在楼道里看到他时，他都是那种绷着脸毫无笑容的样子。一直如此直到突然宣布系里召开欢送系主任李特尔教授退休酒会。他收到的校方送给他的礼物是一部尼康照相机。说是他退休后有时间去旅游了。他接过相机后点头认同并从此话题开讲，说他这可有借口花时间去周游世界了。

（三）老系主任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我不知道是否我是唯一知情者。老系主任李特尔教授当时跟我说的是。去年（2017年）他去世了，享年91岁，在他去世的纪念文章里，他的儿女们也没提到他这个秘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写出来。否则，很可能永远不为后人知了。

老系主任退休后半年多的一天，我去霍普金斯大学总院部去找生物系的一位教授谈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等回医学院的班车。等车的那里只有一人，显然班车刚走不久。那人面对我的时候，我发现他长得很像老系主任李特尔教授。当然不可能是他，因为他退休了后应该是趁机去世界旅游去了。走近了，我还没说话他就喊：“Ron，你在那地方我就看出来了是你。我就猜到你不敢认我。”我看他滔滔不绝开始跟我聊天，本来该跟他握手表示半年没见面了的礼节还是应该有的，可他右手里端着一本教科书左手拿着笔记本子和笔。我就洗耳恭听。看着他笑容可掬的样子，吃惊地发现他还会笑！

“Ron，我看你能不能猜到我来这里干嘛来了。”然后，笑脸对着我等我的答案。我皱了一下眉头，便说：“被聘请当生物系教授给学生上课来了？”他当即摇头，说差不多继续猜。我说：“是这里的教授跟你一起编写大学教材？”他当即摇头说越来越远了，继续猜。我说：“那就是这里请你做学术报告？”他说不是。看我猜不出来了，他把他左手里的笔记让我看。我拿过来翻看他的课堂笔记写得非常整齐，可还是不理解，因为上面是什么公司啊，管理啊，跟生物没关系。他把教科书给我看，我明白了他在学企业管理学课程。他说：“你可能想得到我是这届企业管理学硕士（MBA）年龄最大的学生。”我没听说过总部还有商学院，便问他：“霍普金斯还有商学院？我都不知道。”他说：“没有商学院，叫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课程跟商学院一样。我考试得了Ａ，不减当年啊。可以跟年轻人比考分呢！“

“那你学MBA企业管理，毕业后去到企业当总裁？”我问道。他说：“我退休了，当然不干什么企业总裁。但我需要明白如何能管理屁挨着地教授们！我搞不明白啊？”

“那这企业管理学硕士课程里有如何当系主任的内容吗？”我问。他说：“我报名时问了，人家告诉我管理学不论什么领域都有通用的知识。我就报名了。”

此时班车来了。我俩就上车了。我以为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可上车后他示意我们去后边，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继续谈话不干扰司机。他让我坐在里边靠窗户，空空的车里就我俩，还坐在一起聊天。司机在等人。我觉得只听他介绍就好了。可他问我：“你觉得屁挨着地跟ＭＤ医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我突然明白过来了，他是ＭＤ，儿科医生跟小孩子们打交道久了，突然间跟屁挨着地教授们打交道，差异太大了。便说：“摸哈摸得对屁挨着地有一看法，这看法是：地球上的大学教授是有文化的坏人，比外面这城里的没文化的倒卖毒品的抢劫的坏人还糟糕。”

但见李特尔老系主任把眼睛挣得大大滴，笑脸突然间就消失了，变得非常庄重。此时，司机把车门关上，发动了。我时而望向车外，时而看着他。他的脸部肌肉还是绷紧的样子，还是一言不发。直到进了医学院，车停了，我才注意到车里一直就我俩。那时不是上下班时间，也不是中午。我能体会到他一直认为孩子们跟羊羔一样可爱，也就把教授们当成可爱的羊羔对待，可总是找不到脸上肌肉表示办法让羊羔们满意。当听到教授们不是羊羔，而是狼群，对象彻底搞错了，那内心的震撼与悔恨可想而知。

下车后我为我的说话太直爽了还在后悔之中，以为老系主任生气了。可下车后他拉住想跟他道别的我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我早听到你这句话，那我就根本不需要来学MBA企业管理学了。如果更早的话，那我就不会被强行退休了。”我说：“那不是我的话，那是摸哈摸得跟我说的，我不赞成。比如我知道很多教授就不是坏人。不是每个教授都是坏人。当然，跟儿童比，他们的确不那么善良。”

他说：“你今天看到的我，就是以前的我。我说的以前就是指我在跟儿童们打交道时期的我。你知道吗？我在刚当上儿科医生的时候，孩子们见了我也哭。很快我的客户病人就没了。孩子的家长一看自己的孩子怕见到我，就都换了医生。我就开始对着镜子练习脸部表情，找到让孩子们喜欢我的笑容，不仅仅是不怕我。练习啊练习，慢慢地就找到了窍门。孩子们特别喜欢我，我的客户病人啊，在儿童医院里最多！我逐步改进，掌握了一整套逗不同孩子们笑的各类技巧。”

我点头认可。然后我说：“你这技巧成了习惯后就很难改了，因为白天都这样，晚上睡觉，没时间跟其他人换脸色。你妻子幸福。可你当系主任，把屁挨着地教授们当孩子看待，天天想逗孩子们笑。可他们贪得无厌，把你实验室所有的仪器都搬走了还不满意。最后你实验室里就剩的放材料的冰箱都给他们拿走了，你实验室的人怎么搞研究？当系主任把屁挨着地当孩子哄。在这方面，即使摸哈摸得的话说得过头了，可也有几分道理呢。”

老系主任跟我说：“我来这里是找Dr. John Gearhart跟他合作继续研究分离干细胞或其它的，不想在家闲着。你是这个院里唯一知道我在读企业管理学硕士的，认识我的人没人在总部看到过我。”

我说：“这事我给你保密。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然后我们就迈步离去了。那时我预感到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告别，因为我有过不少这样的经历，突然间见面了，最后一辈子再也没机会碰到一起了。想到此，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他也没走远，看我在看他，他就跟我打招呼，我俩又靠近了。他问我：“你记得你刚来时去见我，我给你看我办公室的墙壁颜色了吗？”我点头。他说：“我背后的油漆是血红的颜色，是我亲自挑的，找我要钱要仪器设备的教授们只能坐在我对面，看到的就是令他们痛苦不堪的血红色，那他们明白我的意思后就不来找我麻烦了。而我看到的三面墙壁颜色是柔和的浅白色。”

我听后一愣，儿童医生见到儿童流血，那当然难受，尤其是他这么善良的人。或者他在朝鲜战场看到流血的战士内心里为他们痛苦。可屁挨着地教授们说不定一辈子都没见过儿童流血也没见过战场上抬下来流着血的战士的痛苦表情，看到血红色墙壁未必那么痛苦。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老系主任有个一辈子不想对人说“不”的性格。想不出其它招数，就想出来了这么个办法。我便问他：“那你换了墙壁颜色后他们有变化吗？说不定更变本加厉了呢！”他点头说：“你猜得对。刚才我想了一下，后来你再也没到过我的办公室，是不是受到那血红颜色的影响了？”我说我不是老板，没机会去。然后我们就喊再见，那一刻我对善良的老人感到忿忿不平。诺贝尔奖凭什么不给他？真的就找不到他了？派人去麻州综合医院打听，能找不到转到霍普金斯儿童医院的李特尔先生？那次的谈话，真的成了永别，因为去年善良的他老人家去世了。他一生中治好了无数孩子的疾病、给两个诺贝尔奖得主做了嫁衣、退休后一直跟Dr. Gearhart教授一起搞研究，发表了200篇论文（是发现分离、培养干细胞方法的两个实验室之一）。

(四) 诺贝尔奖不公平产生的最大可能原因

诺贝尔奖对顶级科学家的信用为主。我们信得过你，这事你是权威之一，那就由你负责介绍本发明、发现的科学技术资料。

我们用事实说话：

（A)：1961年，光合作用获得诺贝尔奖，只给了卡尔文。光合作用循环改成了卡尔文循环。而事实上，做出同等贡献的还有本森。后来为本森打抱不平的同行太多了，现在的教科书就通用卡尔文-本森循环、本森-卡尔文循环、卡尔文-本森-巴斯哈姆（CBB循环）。看看英文报道：

The 1961 prize for carbon assimilation in plants awarded to Melvin Calvin was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ignored the contributions of Andrew Benson and James Bassham. While originally named the Calvin cycle, many biologists and botanists now refer to the Calvin-Benson, Benson-Calvin, or Calvin-Benson-Bassham (CBB) cycle.

后来人们猜测最大可能是诺贝尔奖评委同意给光合作用发奖，卡尔文是权威之一，就由他提供材料。他把本森和巴沙姆给忽略了。人们只是猜测。后来有了证据：看原文：

Three decades after winning the Nobel, Calvin published an autobiography titled "Following the trail of light" about his scientific journey which didn't mention Benson.

显然当年诺贝尔奖评委在定下来给光合作用循环时，具体的发明创造过程的资料由卡尔文提供。他根本就没提本森的贡献。到三十多年后他写的专著里介绍光合系统的发明过程时，根本就没提本森。这事就暴露出来了大家猜测的诺贝尔奖评委会由顶级权威介绍本发明的资料。卡尔文就独吞了这一成果。

（B): 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给了德国科学家Gerhard Ratl，金属表面的催化作用。一下子在此领域炸了窝。这一发现的第一人不是他，而是伯克利的Somorjai. 整个谜团至今无人知晓。我认为跟以往一样，诺贝尔奖评委会准备把金属表面催化作用定为诺贝尔奖，把此发明的资料交由Ratl提供，他就只提供了自己的成果，把伯克利的Somorjai给忽略，自己独吞了整个诺贝尔奖。可以看英文原文报道的一段：

Gerhard Ertl, who received the entire 2007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his studies of the catalytic effects of metal surfaces, has expressed surprise[26] and disappointment[27] that Gábor Somorjai, a foundational pioneer in modern surface science and catalysis, did not share the prize. Somorjai and Ertl had previously shared the Wolf Prize for Chemistry in 1998.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s decision to exclude Somorjai was criticized in the surface-science community[28] and remains mysterious.

可以看出：给个理由说找不到某人了（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人）还是好的，有的干脆把他人的贡献只字不提，把成果独吞。有的胆子小不敢独吞就尽量减少他人的贡献以抬高自己。

后记：
（1）这篇文章作为对老系主任John Littlefield的怀念文章，多少为他没得诺贝尔奖而打抱不平。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把朋友摸哈摸得的调侃话告诉了他后是否令他退掉了企业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在他的子女写的悼念文章里介绍了他一生的学业与工作，就没提这件事。也许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就是没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因为那时候他对被校方在身体硬朗得很就强行退休感觉到的是耻辱，他不知道系主任怎么当，才去学MBA的，他想搞明白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跟我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大师兄一模一样，聪明善良，但对人对社会脑子里就如一张白纸而且是一辈子不变（可以去查润涛阎旧作《一张白纸可画美好的图画》以了解我大师兄的精彩人生故事）。我一生中有机会碰到同样的俩人，算是奇遇。

他之所以愿意主动跟我聊天，我知道原因：他老板在他面前夸过我。他们都是哈佛派。就好比我在国内时院长和副院长都知道我，那也是因为我老板跟他们是朋友，我老板在他们面前夸过我。所以，你如果想得到老板的老板喜欢，第一步就是让你老板佩服你。只是我本人不喜欢往上爬，老板再费力也没用。

（2）如果我那天没在总校等车时遇见他，我一辈子都不知道他还有那么对人高兴的笑容，而且那才是他的本来面目。他在当系主任时的不高兴面容是他在镜子前练出来的。虽然说逗孩子笑也是他在镜子前练出来的，可那是他善良的雕塑。愿老先生在天堂里搞的研究成果不再仅仅是别人的垫脚石、也永远不再当屁挨着地教授们的系主任了、跟着孩子们当孩子王永远年轻，快乐。那些做出了同等贡献的科学家没得到诺贝尔奖的，要说冤枉，能比得上李特尔的冤枉？靠天才想象力搞出来的单克隆抗体的两个关键技术都是他发明出来的，竟然10年后被别人利用，诺贝尔奖给了利用他两个技术的人。

这也表明互联网革命是何等翻天覆地。今天一上网就可以把任何科学家查出来。在那个没互联网的年代，要想从杂志上查科学家的名字，那需要人工用肉眼去看。科学杂志和生物学领域的文章多如牛毛，不在同一领域，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查不到。他1964年发表HAT 培养液的时候文章的通讯地址在哈佛儿童医院。也许有人去信问了，医院里没人管这事？有可能。因为得问他当年的同事才能知道他去了哪里，然后回信。美国人才流动性太大。问题是：谁去管那闲事？说不定那位诺贝尔奖得主没说假话。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又不在美国。其内部工作流程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估计是写信问搞出单克隆抗体的俩人，他们花了时间在单克隆领域里没找到李特尔，再根据当年李特尔在哈佛医院的地址写信去问了没收到回信，就说自己找不到他。大概是这样子的.

（3）图一血染的风采

我当时没照相，系主任告诉我他选的颜色是Blood Color。我在网上搜索blood color，看到了这个。我敢肯定我看到的他身后墙上的颜色时绝对没有如此震撼。我猜想没有blood color油漆。就算有这样的油漆，漆成图片上的效果，那我看到后一定会认为他要表达的是很热情地欢迎大家，不会与“那是用先烈的鲜血染成”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不告诉我，我以为他的艺术欣赏品味与众不同。所以，会不会有屁挨着地教授会理解他的本意，我不知道，没打听过。说不定都跟我一样，想不到“不会说不”的他用这种方法阻止教授们的贪婪。

（4）说起一个题外话故事。一位从英国来的直接跟我讲就是“镀金”的屁挨着地，名叫“爱润”在实验室干了不到一年就回英国了。他找到了大学教职的工作，就告诉大家此消息分享他的喜悦。我悄悄跟他开玩笑：“爱润，你可要做好准备啊，摸哈摸得哥们可有一句对大学教授们的评价。”他睁大眼睛问：“什么评价？我比他更了解大学教授们。”我说：“他说大学教授们自私贪婪道德水平比楼外大街上倒毒品的、盗窃流氓还低！”就听“乓”的一声，他用吃奶的力气猛拍试验台。那可不是木桌子，那是人造石头。其硬度不亚于石头。然后就看他龇牙咧嘴，用力甩着手腕。我笑得不行了。去厕所回来后还看到他偶尔在甩他的胳臂。然后他说：“润涛，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心目中都把大学教授看成是塔顶上的灯一样高贵，其实当我们把论文寄到杂志社，审稿的教授们如果不是私下里的朋友，往往会把论文骂得一文不值，而且为了让编委杀掉，他们就胡言乱语。其道德水平跟流氓犯人没区别，就是有个博士教授头衔而已。申请经费被骂得惨不忍睹是常事。”我点头同意，毕竟人性的自私、贪婪、无耻、残忍并非由于多读几年书就会改变的，看看政客们包括总统议员们的嘴脸就清楚了。这是人性的悲哀，是动物界的本能反应。

在他回国的头一天，我告诉他不需要叫出租车，我开车送他去机场。他很感动。在机场临别时他说：“我来霍普金斯医学院有三件事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一是老板的推荐信，让我很快就找到了大学教职位子；二是你亲自送我到机场。”然后他就甩他手腕。我笑了，说：“这不可能，过几天不疼了你就忘记了拍桌子的事。”他说：“不是拍桌子的事，是你那句精确描述了大学教授们的话，那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可就是不敢承认也就说不出来的事实，你一说出来，就当即赞叹。”我说那可不是我的话啊。他说：“不管是谁说的，我听你讲给我的，我更记得牢固。回英国后我会有更多亲身体会的。”跟爱润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机会见面了。这是我的原因，我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去英国我曾经有机会找他聊天，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不了解他的记忆力如何，如果见了他，说不定他唯一能记得的是巴尔的摩的螃蟹又多又便宜又好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