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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经济思想及其与黄老之术的关系
《史记)的经济思想，散见于“世家”、“本纪”和“列传”，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平淮书》。从这个角度说，《货殖列传》、《平准书》是纲，其余是目。
《前汉书·司马迁传赞》评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说他“述货殖则崇热利而羞贱贫。”
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准确无误的，是概括全部《史记》和《报任安书》的，是言简意赅的，值得我们注意。
在“世家”和“列传”中，司马迁对贫贱之士的愤发以求富贵尊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加以褒扬。这些贫贱之士，有一代儒宗的孔子，有亡秦首事的陈胜，有帝王之师的姜太公、管仲、李斯、陈平，有纵横之士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主父偃，有一代名将韩信……司马迁的笔，特别留意这些人早年的贫与贱，特别注重他们的立志和追求目标的勇气及手段，大都不惜小说笔法，详尽而生动地加以描绘，使之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为后世所称道，而且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而为后人所效法。在人们所熟悉的《陈涉世家》中，
司马迁写出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财富权势观：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云，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就是司马迁小说笔法的秘密。透过叙述和描绘，我们不但认识了“史实”，同时也看到了司马迁的“论断”。
是啊，庸耕者，有何富贵可言?于是，这“鸿鹄之志”就必然不是庸耕—类的小技了。
陈涉虽死，他的“志”在司马迁看来，还是达到了：置守冢三十家、血食、谋求富贵也居然称之为“志”，这实在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大相径庭。这就是司马迁思想的独特之处、真实之处。
在《高祖本纪》中，一再述说刘邦早年的贫贱：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
单父人吕公善沛公，避仇从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 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干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 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从这里看到的，除了贫贱之外，还有一种“气度”。这种气度通常被视为无赖，这也许是儒生的看法，司马迁不一定这样看。
当刘邦得了天下，《本纪》这样写：
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邑，起为太上皇寿， 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有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通常认为，这是—段绝妙的讽刺笔墨。其实，这只是一种推论，推论的原因，多半来自《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愤恨。以我之见，从战国到汉初，崇势利、羞贫贱是一种普遍思想，儒家思想之式微就是一个反证。从《史记》中也不难看出，司马迁从不对权和势作非难，从不对权势者作“阶级批判”，因而他对刘邦的描写，我认为不是讽刺而只是“实录”(注：班固语)。
《苏秦列传》写苏秦：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 自伤， 乃闭室不出， 出其书遍观之， 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何为!”……
苏秦为纵约长， 并相六国。北报赵王， 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妾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渭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毫无疑义， 苏秦所喟然叹息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如果说，在《纪》、《传》中，司马迁是不下论断，那么，在《货殖列传》中，则是断然地下了论断了。司马迁不同于一般队书本到书本的“历史学家”之处，就在于他游历甚广(这一点在古代尤其难得)，他所知道的民情是来自亲自的耳闻目睹， 他是从事实中得出结论：“物之理也”，因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的正确。
与苏秦故事相对映的，还有《孟尝君列传》中的一则：
初，孟尝君为齐相，食客三千有余。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后经冯罐的谋策，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食客们又连骈而至。孟尝君很气愤，说，再来见我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獾却劝孟尝君不必生气，他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 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冯罐的思想，是战国商业经济的产物，在他看来，士人之趋避，为的不过是追求富贵，和做买卖—样，是很自然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把商业经济的原则，运用于政治，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思想特征。当时的人把君臣关系、主客关系视为买卖关系，这在法家和纵横家的著述中，是说得很明白清楚的，而法家和纵横家的学说，的确是那一时代的“新声”，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司马迁是彻底地站在这一新思想的立场上的。
与孟尝君故事相似的，还有《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一段：
主父偃者，齐临淄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 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 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辟，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感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
主父偃的好恶，与孟尝君如出一辙，都是没有看到人心的向背骨子里是经济问题。他们还抱着儒家的老观念，用道德来判断人的高下。而这种只有儒家观念中才有的道德，在汉初已属罕见，所以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评论：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祁翟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悲夫”，悲什么?悲世风，这是司马迁的感慨。他在《史记》中，不厌其烦地写下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时是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是他自己，一声声地感叹。这是司马迁的情之所至，是《史记》之成为“无韵之离骚”的一个因素。但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他不仅仅停留于这种感慨，而是能通过大量的“故事”和论断，提倡、鼓励贫贱的士人们立志愤发，摆脱贫困。他多次讲的一句话， 叫做“富者得势益彰”。又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住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爰引用的“格言”是：“天下熙熙， 皆有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诚如他所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以上引自《货殖列传》)
司马迁不但要警醒一般的士人，更要警醒儒者。他甚至拿颜回开刀。
《论语》载：“子曰：‘贤战，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对这个孔子尚赞之为“贤”的颜回，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加以哀伤的批评。
在《伯夷列传》中说：“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孔子)故曰：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贵可求不可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讲到颜回的贫困，并与子贡的富贵作对比： 。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 匿于穷苍。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子赣的“废著鬻财”，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弃文经商”。令人哀伤而又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居然连孔子的名布天下，也都是在生前死后得了“经济”的力量。司马迁崇尚势利的思想，贯彻到了他对孔学命运的评述，这也的确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高论了。
对待颜回，司马迁的批评还笔下留情；对于一般的儒生，则他简直是指叱了：“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我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至此，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的思想， 已纤毫毕露了。笔者认为，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是准确的，但明显地带有贬意，这是班氏的好恶，这篇短文不予评论。还需要说明的是，与这句断语相续的另一句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使笔者想联系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来谈一谈司马氏的黄老思想。
司马迁的黄老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其次是《老子韩非列传》中“子见老子”一段，以及散见于各“本纪”、“世家”和“列传”者。“自序”是论，其它则是述。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不但要研究“自序”，而且要联系“述”，这是笔者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途径。
在《自序》中，我们知道，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其人，虽不可考，然而司马谈所习之道，其内容已尽在《论六家要旨》之中。
《论六家要旨》，在表面上看，确如《汉书》所言：“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但这话是很皮相的。司马谈所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有一个特点，即：认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于黄老。从这个特点看，司马谈之“道德”， 已经不是“五千言”的道德，不是先秦及其以前的“道德”，而是西汉时期的“道德”。本来，荀子已经做过综合诸子的工作，但归于儒家。由于儒家原本
的学说没有那样宏大的包容能力，所以荀子虽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留下鸿篇巨制，但后世却不大注重他，在汉代更是无声息。道家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这是汉代的“道德”，其包容性极大，比庄子的“道德”更圆融，更坚定，也更灵活。这也就是司马淡的“道德”。
从老子《道德经》看，老子及其以前的道家思想，并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黄老思想已然统治汉初几十年，并取得实际成就。可以说，黄老思想经汉初的运用， 已走向成熟，而脱离了老子《道德经》时代的纯玄学气息。司马谈的黄老之术， 已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了。
司马迁没明确讲他继承了乃父的黄老思想，但在《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写道：老子曰： “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以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必然归宿，这是“五千言”的理想之一，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是历史倒退论，而加以反驳，他紧接前文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不矛盾么?用道家批判道家。不矛盾。因为司马迁的“道德”，是汉初的“道德”， 而非老子的“道德”。
《史记》一个活的思想，就是深知经济对于人的重要性，而所谓“善者因之”云云，则是黄老思想运用于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方法。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司马迁着重写了姜太公与管仲先后治理齐国的事迹，更记载了汉初以来在黄老思想流行下取得的经济成就。
《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齐)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因其俗，简其礼”，这就是太公治齐的基本方针，是汉初黄老的精义所在。“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自序》)所以遇到黄老一流人物执政，势必简其礼。
《鲁周公世家》有段记载，与此相对照：
周公卒，子伯禽周王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必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一简一繁，一因一革，对比写来， 明确地体现了司马迁在儒、道之间的选择。而对道家的首肯，则是联系到国家经济繁荣，国运的昌盛的。
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更着重赞扬了管仲经济的方法和功绩： “管仲既经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货殖列传》。在他看来，姜太公和管仲治齐成功的原因，就在于符合人追求财富的天性，而鲁国的方法，是“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结果必然衰败。最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写鲁国的衰败景象，说：“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对儒家的讽刺之辛辣，尽在片言之中。
太公和管仲治齐的方法，都是无为而治，这和汉兴以来的治法，特别与文景之治一辙，其根源都在于顺民所欲，也就是追求财富，也就是道家“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新序》语)的意思。
儒家的“内圣”、“外王”，首先是从道德修养的功夫入手，是要求人成为圣人。标的太高，难以达到，其结果是虚伪流行。汉初黄老抛弃道德说教，面对现实，“论卑而易行”，居然成绩显著，奠定中华民族其后发展的根基。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基本内容是发展经济，是追求财富。认识到这一点，方能粗通《史记》，粗知道家思想发展的脉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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