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工作的非常愉快。大家在一起，和老板有说有笑。老板是个很幽默的人。而且对大家相当开通。不像以前的老板，一板一眼的。我们大家也会结队去看职业球赛。夏天看棒球，秋天看美式足球，冬天就去看冰上曲棍球。有一次看棒球赛，那天恰巧是老板的生日。我们要求球场的看板，打出“马文，祝你生日快乐”。老板看了相当的感动。我们还照了相。后来，老板退休了，我们还把那张照片，特地送他做纪念。当时，他还真的感动的哭了。冬天，看美式足球，我们在赛前准备了一些烤肉的食品, 大家一起享用着。天气很冷，但是围着烤肉的炭炉，还喝着冰凉的啤酒。紧接着就是球赛。老板很乐，我们也高兴。

好景不长，我的老板在我进入第二年年底，在公司积极的汰旧换新政策下，接到了优惠的退休福利后离职。这位诚实，可爱的老板，我后来一直与他保持联系。他退休後就在附近的大学谋了一个讲师的差事。我们还经常结队去看他，一起享用午餐。后来每次我找工作，他都给我最好的推荐信。所以，我们在美国工作，一定要结交几位好的美国同事或老板。至少，将来找工作，可以为你提供给新雇主好的推荐信。推荐信的重要是不在话下。他因多年抽烟，到后来得了肺炎。呼吸困难，每天要带着氧气筒。加上夫人的去世，一个人独居了好多年。几年前终于与世长辞。我们许多同事都参加了他的葬礼，为这位忠厚的老人献上深深的悼念。一直到今天，我仍旧和我们小组的几个成员保持联系。大家都分散在美国各地。

老板走了，我在小组又呆了一年。那时我们小组将近20人。我们的大老板，也是个老好人。在公司也呆了20 几年。他经常告诉我们，他在公司多年来被冷藏，又被解冻，再被冷藏。就这样20 几年就过去了。说着说着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老板走后，他不愿再找人替换，深怕进来的领导会破坏了我们建立起的极度融洽。我们20 几个人在他的领导下，也算是完成了不少的工作。在那时的这个小组，不但在公司内有名气，在外面名声也是响当当的。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开发蛋白质药物就是生物遗传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美国只有几个公司从事这方面的开发工作。我每天做着我的实验。下班陪着小孩。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弹指之间，我在这个总公司呆了快要十年了。

这个单位在组员上有个特点。以往我们研究人员最少都要有学士学位。可是我们这个单位，雇了很多很有经验的所谓化学技术士，就是忒客尼训。这些人都是高中毕业。只要你把每天要做的实验，教给他们，他们绝对尽心尽力的完成。而且结果都非常圆满。他们对化学不甚了解，但是，做起实验来很仔细，而且观察力特强。用这些人员的用意就是他们不会自以为聪明，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擅自更改你的方案。有时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我的老板告诉我公司在早期都是使用这些精于做化学实验的人。记得我们组里的几位化学技士，都是非常客气，老实，做事一板一眼。有的在公司都呆了快30年。记得有一位，还得到美国化学学会的技士大奖。那个时候，我的确看到美国人的诚实，认真，善良的一面。

在我加入这个部门的第二年，总公司花了二十几亿买下了芝加哥的一个医药公司。我们这个新的单位在营运一阵子之后，觉得要进入药业，从头起步的成功性不大。同时时间会拖得很长。所以就决定收购在美国成型的医药公司。不久，我们这个单位就并入了芝加哥的总公司。可是我们仍旧留在原地不动。紧接着就是我的每星期至少一次的芝加哥之旅。早上一大早，搭早班飞机，傍晚回来。我们提供蛋白质开发的技术，他们提供给我们药界开发的经验。在那两年，我才算是对美国药界有了个认识。也经常参加美国药界与FDA的会议。我们两边交往，不亢不卑，互相学习。有一位周博士，那时在那个公司已经呆了20几年，是一个小组长。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早年来美的广东华侨。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算是老一辈的 ABC。可是他很喜欢吃中国菜。每次，都会带我到芝加哥的湖南楼。这位长者也喜欢吃洋味，尤其是生牛排，真是带血的。有一次，他到我们这个单位，我们一起到公司餐厅午餐。他叫了一份汉堡，那个碎牛肉就是软趴趴还带血的。我从这老先生那学了不少有关美国医药申报法规。我离开公司后，还和他保持联系。多少年后，我还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碰到他。再不久，突然听同事说，他居然得了癌症，去世了。一个好人，真正的好人，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