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近读《孟子》，觉得这位２３００年前的老夫子所言颇有道理，尤其是他关于人民土地，社稷国家的思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多持国家主权至上的观点。强力鼓吹武力解放台湾。信奉“宁失千军，不失寸土” ，不惜打核大战。国家，土地和人民，孰轻孰重？当今国人，不妨读读《孟子》。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对诸侯之间相互兼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有切肤之痛。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建国当以民为本，不能为了土地社稷国家政权牺牲人民，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认为国家之根本在于个人。只有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才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 。显然他反对国家至上，漠视个人的观点。 他也不赞同那种只要国家富强 ，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皆可以抛弃。孟子的话暗合胡适所说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暴政以国家的名义残害人民，人民可以选择对国家的背弃。去国、流亡是对暴政的背叛，而不是对祖国和民族的背叛。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战国是民族主义推崇的所谓中国统一时期。强国吃弱国，大国吃小国。武力兼并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是对于当时的老百姓，却是非常痛苦的。“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乘机攻打燕国，燕国士兵不愿打仗，城门不闭，燕国遂大败。齐宣王问孟子：有人说我不要取，有人说我应该取。我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十天得之，此乃天意；不取上天必降祸，取之何如？孟子答：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不取。又说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原因非它，人民避暴政如避水火；如齐国待百姓更暴虐，百姓将转而迎接他人。孟子认为民心所向是决定政权合理性的唯一标准。燕国要不要被齐国统一，标准是燕国的老百姓是否愿意。以暴政统一，必将为人民所唾弃。后来，齐国兼并了燕国，国际上认为这是霸权主义，破坏了国际次序，联合国一开会，决定联手出兵救燕。宣王又问孟子：这么多国家，都来伐我，怎么办呢？孟子答：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起兵而得天下。没听说有千里土地而畏人也。商汤起兵，征东而西夷怨，征南而北狄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及时雨降，民大悦。今燕虐其民，大王往而征讨之，人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王杀其父兄，拘禁其子弟，捣毁其宗庙，搬迁其财宝，这怎么可以呢？齐宣王不遵守其出兵时的一国两制承诺，打败燕国后，要将其吞并，引起民怨，为国际社会不容，只好放弃。

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毁灭仁者谓之贼，毁灭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吾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所以仁义原则是超越君臣之纲，也是超越社稷主权的。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好战者是大罪。征之意是正，百姓希望驱除暴君匡正自己的国家，哪里用得着打仗？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为了土地而吃人肉的战争狂应该被处以重刑。那些叫嚣不惜流人民之血，以武力为统一打内战的人也应该被重重惩罚。

孟子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是不仁。孟子讲了个故事：过去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来。事之以皮币，不退；事之以犬马，不退；事之以珠玉，不退。太王乃召集当地长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听说：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离邠而去。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很多邠人追随他而去。国家土地是养育人民的，不能为了争夺土地而危害人民。那些叫嚣宁失千军，不失寸土，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人民，宁肯江山糜烂，也要争夺一个焦土台湾的人，对比老孟，应该感到无地自容。

陈成子成功地完成了和平演变大业，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抗，因为陈家几代经营，实在是太得民心了。如果我们站在高位上，也许会叱责陈成子一个"篡"字，可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你就是当时齐国临淄城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你的国君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坏蛋呢，还是一个来路不正的大善人？

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孟子原本的思想呢，他的重点不是克制欲望，而是把自己的欲望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我很想发财，这没错，但我也要同时想想你也想发财，他也想发财，那咱们大家一起来发财，这多好啊。国君可以享受，这没错，但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让大家也一起来享受，一起来过快乐富足的生活，（个人自由主义）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大一统的社会，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 管仲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承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晏婴的这段“和同之辨”很是有名，影响也很深远。同时代的西哲也琢磨过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觉得国家越统一越好，亚里士多德却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合唱团搞合唱，有男声，有女声，有各个声部，全要配合起来，这才是和谐的社会，如果按苏格拉底的说法，那就好比把一个人唱的歌录下来，用一百台唱机同时播放。”这不正是晏婴的“和”的理论么？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也说：“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当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正晏子所言‘和’非即‘同’也。”所以，如果一个社会里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等全都一样，看上去整齐划一，这样的社会只能叫“同”，符合梁丘据的定义，却绝对不是晏婴和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和”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乍看上去，“同”与“和”长得就像双胞胎，但本质上截然不同。 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

美国人打

仗，打了“越战”，打了“韩战”，中国人同样在这两个地方打仗，一个叫“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个叫“抗美援朝”。

宋王偃恶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视朝必诋楚以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于是行旅之自楚适宋者，必构楚短以为容。国人大夫传以达于朝，狃而扬，遂以楚为果不如宋，而先为其言者亦惑焉。于是谋伐楚，大夫华犨谏曰：“宋之非楚敌也旧矣，犹夔牛之于鼢鼠也。使诚如王言，楚之力犹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胜不足以直一败，其可以国试乎？”弗听，遂起兵败楚师于颍上。王益逞，华犨复谏曰：“臣闻小之胜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胜不可恃，兵不可玩，敌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国乎？今楚惧矣，而王益盈。大惧小盈，祸其至矣！”王怒，华犨出奔齐。明年宋复伐楚，楚人伐败之，遂灭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