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12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鸿鹄读成鸿浩一夜成名。虽然类似的错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但是“鸿鹄”是中学语文课上老师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堂堂北大校长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实在难以让人接受。

北大，这座曾经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学府，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的确，一所大学的好坏，能够从其校长的品质上反映出来，而一校之长不但要有学术的造诣，更要有引领学校走向文明进步的才干，不但有鸿鹄的志向，更要有鸿鹄俯瞰大地自由翱翔的气概。北大的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天北大的校长们，有几个真正秉承了这一传统呢？

想起20年前，北大百年校庆，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27岁即受蔡元培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老先生沉默不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

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

那么，从前的北大到底是什么样？还是从以前的校长身上管窥一斑。

昔日，北大有蔡元培(1916年12月—1927年8月)这样的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就在同蒋介石拍下这一合影之前，胡适(1946年9月—1948年12月）对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对蒋介石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虽然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傅斯年（1945年10月—1946年8月）是胡适的学生，他对于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深恶痛绝，积极收集材料加以抨击。为了袒护孔祥熙，蒋介石专门设筵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跷起了二郎腿。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马寅初（1951年6月—1960年3月）的铮铮铁骨更是家喻户晓。当年面对蒋介石的召见，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

同样面对毛泽东的淫威，马寅初说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呜呼！今日华夏大地，可还有一位校长，一所大学有如此鸿鹄之气吗？

在我们感叹为什么造不出一个小小的芯片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教育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才是科技的差距。在我们惊讶于“汉芯”造假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民国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我希望，“鸿浩”事件不要停止在林建华的道歉上，更不要把无知的责任轻描淡写的推给文革。中国的大学，在具备自由思想之前，不妨先踏踏实实的培养求真求实的态度，在基本的人文与科学精神上下功夫，借此让所有的理科学生学一点文学和历史，文科学生掌握一点数理统计与电脑编程，21世纪的人才不再是理科生读错别字没关系，文科生不求实证没有逻辑无伤大雅的时代了。

至于大学的一校之长，最好让文科生来担任，理科生还是回到实验室里。毕竟，大学是一个社会，管理好这个社会，经济，法律，哲学等社科类学者比起工程师来更有优势。中国芯需要理科生，但是理科生们没有中国“心”是万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