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每一个读这篇小文的人内心都有专制的种子，但我可以说我自己心中有一个小毛泽东。

我出身在一个文革重灾区的大院里，自己的家庭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用家破人亡来形容丝毫不过，所以我有资格对文革说三道四，我更有资格发泄骂娘。

不过正像驴兄说的，我是个矛盾的人，我可以前一分钟大骂文革，大骂老毛，后一分钟换个公正的面孔“理性”地探讨。

毕竟，发泄个人的恩怨和探究历史真相是可以也是应该分开的。

毛泽东有罪吗？郭沫若、巴金等在文革中的言行应该拿来反思吗？我想，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革如何发生，文革闹剧中的芸芸众生如何成了演员和导演。

今天，站在道德审判席上慷慨激昂的人似乎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或者是旁观者，总之都是清白的人，其实正像刘晓波质问的：“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当然我没有做过坏事，但是我知道我周围的邻居甚至受到迫害的亲人中不少人都反过来揭发过别人，贴过别人的大字报，向领袖表过忠心，写过肉麻无耻的自悔书效忠信，但是这些人又的的确确是正直善良的人，只不过人性的弱点和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特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得到了表现，谁能说自己就一定是遇罗克张志新呢？

我小时候特想当英雄当解放军，凡是当时社会上受到崇拜的我都崇拜，我还赶上了加入红卫兵的末班车，当鲜红的臂章戴在手臂上的时候内心多么荣耀啊，可惜打砸抢已经过时了，否则我也可能去抄家，弄几两黄金和几幅字画来，咱自己家的那些宝贝最后也只“赔”了几百人民币……。

我知道，我是有这个决心和勇气的。那时候，雨天里抓癞蛤蟆来五马分尸，用石头砸死野猫，用鞭炮绑在知了身上制造“轰炸机”是我们热衷的“娱乐项目”，如果能去抄家，如果能报复一下老师该多带劲啊！

我之所以如此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阴暗说出来，不是我多勇敢，我知道有不少人也是如此。文革之后创作了《于无声处》的上海作家宗福先就说过，文革时他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没有加入造反派，其实他内心太向往造反派了，只不过不够资格而以。

还有的时候，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或不作一件事情并不是完全出于政治或人格的原因，各种历史和环境的机遇和巧合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神在阿赌中网友是我敬重的前辈，他在我博克里留言说他文革时被认为是批邓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这一切只不过是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天意，根本谈不上“高尚”还是“无耻”。

故去的人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岁月，那种痛苦和煎熬不是今天一般人能体会的，与其泯着咖啡双手叉腰“道德”“人格”“无耻”“不要脸”地发泄，不如思考一下，文革是否还会再来，再来一次我自己是否会成为红卫兵？

我知道，亲眼目睹过红小将的风采，我自己可能不会用皮鞭去抽打老师了，但是如果文革换了一个面目，比如网络上掀起文革了，我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回顾自己网络上的言语，我还真不敢打保票。甚至假设我在中国，中美两国打起来了，我面对美国大兵的刺刀，心里想着一家老小，我不能保证我不作叛徒，毕竟我是个要保命保家的胆小鬼。

所以，人性的弱点是难以消失的，文革的土壤还扎根在我们中间。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是献媚的话，那么数年前的《党啊，我亲爱的妈妈》又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那么多年咋还有这样的作品，咋还有那么多人扯着嗓子引吭高歌？如今国内公园里的红歌角样板戏潮不也代表了相当的民意？我们分析一下这些现象难道不比发泄自己的情绪，炒郭沫若的冷饭，和网友斗嘴更有意义呢？

中国人“斗争”的基因真是代代相传，不要以为一个文革结束了，和人斗的传统就消失了，咱仔细想想这两天的言行，有多少是在辨是非，有多少是在和人斗？毕竟，和人斗，那种把别人斗倒再踩上一只脚的感觉很爽。

记得有一个叫徐正全的年轻人，文革时是一个造反派头头，因为打死过人后来被判死缓，然而1989年出狱后，他虽然有所反思和忏悔，但他坚持认为文革经历，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点”，表示“虽败犹荣”，“至今不悔”。因为他在文革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享受了被人拥戴的感觉。  

另有一部记录片采访了五位前中学红卫兵：徐友渔、田壮壮、黄玲、刘龙江和胡晓光。其中一位说到，文革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难怪现在只有屈指可数的红卫兵公开向受害人道歉，而这些人现在确以‘学者’身份出现研究文革，大言不馋地批判郭沫若。郭沫若文革时没有用皮带抽过同事吧？

指点江山容易，拷问自己心灵难。而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的是更多的人站出来扪心自问，需要更多的人向巴金那样写出一本《随想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