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给中国人带来一丝不安和焦虑。今年，和平奖总算名至所归，没有和中国人做对，大家皆大欢喜。

可是，诺贝尔医学奖却颁给了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科学家，此前被中国人寄予很高希望的屠呦呦与此奖无缘，不免让国人又一次失望了。

其实，这毫不奇怪。不少人可能直到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知道青蒿素为何物。于是有人说，屠呦呦被埋没了40年，博大精深的中医被忽视了。

不对，屠呦呦和青蒿素从来没有离开中国人的视线，那难道屠呦呦隐姓埋名了？为什么大力推广赞扬中医的人在维护中医的辩论里从来不拿屠呦呦和青蒿素作为杀手锏呢？

早在2004年，有一篇文章就把青蒿素从中医的功劳簿上拉了下来，这篇文章叫《青蒿素是中医的奇耻大辱》。

这话从何说起？ 

现在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中国有关部门调拨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开发新型的治疗疟疾的药物。科研人员们从几千种草药中筛选，最后锁定了黄花蒿，但是黄花蒿中所含有效成分很难提纯，尤其经过高温水煮之后更被破坏，所剩无几。屠呦呦的贡献在于提出用乙醚提纯这种有效物质，经过190多次试验后，“青蒿素”被发现了。明明是黄花蒿素，却要用青蒿素这个名称（青蒿中根本不含青蒿素），这样做的目的值得玩味。

如果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发的话（此方为其中收集的40多个偏方之一），那自《本草纲目》到《疟疾论》的“主流”中医文献为何几乎没有治疟方提到青蒿，更别说真正有用的黄花蒿了。即使用了黄花蒿，中医传统的煎制也将“青蒿素”这一关键成分扼杀了。

难怪有人这样形容青蒿素的发现：“一大群科学家，走进一间老祖宗留下的房子，翻箱倒柜试图寻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在屋后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宝贝，后来还有证据表明，这个宝贝不是屋主的，是一个房客偶然留下的，并被屋主丢弃了的。”

客观的说，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医参与，更没有中医理论的支持，而是现代科学把中医（确切的说是草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罢了。

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真是言过其实了。如果中国传统医学早就成功地利用了青蒿素，她和她的团队化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个啥呢？而一千多年来这青蒿素如又是何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贡献让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呢？

历史记载的很清楚：明嘉靖四十年(1561)永宁爆发疟疾,光绪《吉安府志》卷五十三: “嘉靖四十年秋,永宁瘴作,疫死千人。”；明万历时期东南志区大范围疟疾流行,万历五年(1577)江西的永新、永宁、福安等地“死者无算”,永新“死者不可胜纪”。三十一年浙江嘉兴、秀水、桐乡等县“疟疾盛行,腹肿则死”。1950年,全中国有疟疾病人三千万,当时每年病死有数十万,故位五大传染病之列。

如果说旧中国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农村缺医少药，那皇宫里的御医总是神医吧？请看：

1693年，清康熙帝患疟疾,当时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高手用尽所有秘方偏方都束手无策，最后还是法国传教士用奎宁让万岁爷得到康复。康熙老爷故此痛斥中医为“南方庸医”。

有趣的是，当时我朝文武对洋鬼子极度不信任，先是拿了几个打摆子的百姓做“临床实验”，果然药到病除，后来几个奴才挺身而出亲口尝试，发现“与我天朝百药无异”，这才敢给康熙爷用。当然，人家的奎宁也是从南美洲的一种植物中提取的。

现在常常有人说中医不灵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好中医，可是连皇帝的御医都不灵，那就不是有没有好中医的问题了。要知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也是患疟疾，访遍江南名医走投无路才向康熙求助，可惜没等到皇上的“进口药”特快专递寄到，一命呜呼了。

中医不是“治本”吗？可是中医认为疟疾是“烟瘴”，即飘浮的雾气导致的中毒，这和法国医生Alphonse Laveran发现的疟原虫并证明疟疾是由母蚊子传播给人类的这一“本”大相径庭。不知“本”，何以治“本”？

屠呦呦和青蒿素已经成为过去，荣誉值得骄傲，但如果我们还是阿Q般沉醉于“祖上”的阔气中自豪的话，“青蒿素”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屠呦呦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发现青蒿素，而在于再一次证明了“废医验药”的正确。我们应该从青蒿素的发现中得到启发，把罩在中医身上“博大精深”的光环摘下，坐下来把中药看成世界草药学的一个分支，认认真真一味一味地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不要再为中医的落后辩护，更不要为“童子蛋”这样的“文化传统”申报什么“非物质文明遗产，否则，中华民族的复兴永远将是一个美丽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