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德滑坡是从文革开始的——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观点，毕竟它不是真理。

对， 我在标题中把“滑坡”打上了引号，为什么？

“滑坡”，顾名思义，是从高处往下坠落，所以要滑坡就必须原先要在一个高点之上。

对了，你也许猜到了我的观点：中国人的道德从来没有真正处于一个制高点上。

中国只有封建的伦理和共产党宣扬的“马列”道德，从来没有以信仰为源点的真正道德。

当今中国的“道德”的确让人担忧，文革前我们学雷锋，扶着老奶奶过马路，如今，“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诬陷，……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地站开干净。……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上围观或基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只要歹徒不会再来伤害自己，那么宁肯眼睁睁看着挺身而出来救助自己的人被歹徒活活打死，也绝不肯放弃‘旁观者’的立场而向勇士伸出援手，这是何其的可悲！何其的麻木！这样的民族注定只能使勇士濒临绝迹。”

你一定以为这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客观描述是吧？不，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作于1933年……。

讽刺的是，过了30年，我们竟会扶老奶奶过马路了！捡到一分钱还会交给警察叔叔？为什么，等一会儿再谈。

中国传统的“道德”本质上是儒家的伦理，它不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尊重人性的普世价值之上的，“天命”“大人言”“圣人言”就是“道德”的标准，比如“孝”——百善孝为先。只要一个人“孝”了，那就是道德，至于是否符合人性，则无关紧要。于是，可以为了长辈的生存而自虐，甚至杀婴。这种“孝”观念，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思维，难怪温家宝在批文革的同时，将“封建残余”与其并列，（温家宝: 中国现有两股势力，一是封建残余，一是文革遗毒）文革是否是封建残余的延续？ 

看到今天在争论“流氓城管”，其实这些“流氓”绝不仅仅是城管，这种草菅人命的现象绝不是共党社会才有。“城管”毕竟是“人民”一员，换了你我，难说就会把“乡下人”当人看，而“乡下人”也只有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知道反抗——封建的等级观念不清除，别说“城里人”不把“乡下人”当人，连“乡下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也是人！ 

还是鲁迅，早在1925年就描述过这样的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我无话可说，只有佩服鲁迅了。 

旧中国的黑暗无需再叙。 

“东方红，太阳升……”，“不平等，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新中国倒是有了些新气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些，毕竟让国人有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和信仰，我们的父辈信马列、信毛选、信雷锋，所以49年之后，在一次次“运动”的间隔期间，中国社会的风尚还是可圈可点的，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是，这绝不能证明中国人就靠马列建立起一个牢固的道德体系了，这只不过是把封建的道德说教改头换面旧瓶新酒地包装一下变成了“共产主义新道德”。 

当今的二奶小三横行，表面上是共党腐败，但这种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三妻四妾有没有联系？共党的腐败也不是文革后开始的，那些泥腿子进城的时候一手搂住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一脚就把“乡下人”老婆给踹了，这种“共产道德”莫不是真的要“共妻”吧？ 

当然，那些用女知青的身体换取回城证明的大队书记们，不过是借了文革的“东风”，他们还不敢大张旗鼓。毕竟，“生活作风”问题是文革整人的不二法宝。（造反派头头，大队书记和女知青发生关系后被揭露而判刑的案件屡见不鲜，说明这不是文革提倡的）。 

上述事例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道德架构，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的社会伦理层面，所谓“道德”是与长幼秩序和君臣尊卑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说教将人性人欲压抑甚至灭绝，社会表面上能够达到一定“和谐”，而共党的说教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但实质上，这个道德架构是脆弱的，一有变动，瞬即崩溃。

有朋友指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如果我们用“文革说”来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如今的道德“滑坡”不正是开放之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的吗？

慢！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是怎样建立的。 

 我认为，道德的建立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经济。在一个饮血茹毛的时代，谈道德太奢侈了，所以你把一群北韩纯朴的农民扔到纽约第五大道上，你看他们的“道德”不“滑坡”才怪呢！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今天的“滑坡”前不少地方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大家都穷的叮当响，要贪要腐也没有东西可贪呀！

如今，物质一下子大大丰富了，一群饿疯的老鼠掉进米缸，你让它们守规矩是不可能的。

二是信仰，包括宗教。许多道德观念都始于宗教，总体而言，真正的教徒其道德水准比非教徒要高一些。可是我们的宗教在哪里呢？这，要引伸到第三点：

文化。纵观世界三大文化：基督教、伊斯兰和华夏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唯一没有自己的宗教作为起始点的。没有宗教的文化是残缺的文化，外来的佛教多少有点水土不服，民间的佛教多少有些迷信的色彩，而寺院里，唉，如今不说也罢。

文化缺少的宗教的支撑，就容易被儒教的君臣观，愚孝观钻空子，也让共产党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方夜谭有了可趁之机。

小结：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具有一定高度的道德体系，所以无所谓“滑坡”，充其量是一个松散的沙堆，在商品世界的大潮下轰然崩溃了。

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目前在经济上我们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道德和经济是一个抛物线关系，到了拐点，经济再发展就反而让道德更脆弱，这时强化道德就要依靠信仰和文化。

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参见葛剑雄：中国人信仰什么）我不敢肯定，现在是除了钱什么都不信。难怪有人要复兴儒教，要把儒教立为国教，于是10米高的孔子像被移来移去，管用吗？我高度怀疑。 

文化？说的够多了，就此打住吧。 

真的，我有些绝望。道德建设在一个酱缸文化里是多么的艰难。不要以为你喝了几年洋墨水就懂得民主自由的真谛了，如果追求特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常态的话，我们身上的“酱气”是无所不在的。

你留心观察一下那些回国观感，和官员们吃喝玩乐为荣，让同学开警车一路闯红灯赶飞机为傲，亲属葬礼超豪华超规格，专用车辆、大厅甚至火化炉……。这些，悟空也想受用（一个臭皮囊，专用火化炉就免了），所以现在一本正经谈道德真有些假正经了，还以以前强调的第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吧！

“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我真想面向苍天发一声追问：中国中国，究竟从哪一天起，我们的良知丧失得如此彻底，我们的灵魂堕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面对如此深重的罪恶，我们一点也不想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早就超过了制度给我们的许可与指令。……我还痛切地感到，这个民族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一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我们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我们竟然可以如此无动于衷。我们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一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以后，我们拿什么去面对古代圣贤的教诲、拿什么去面对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类？也许，野蛮、暴政、愚昧、专制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变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下流、这样举世罕见的下流中的下流，我们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