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两次地震都是7.8级，相当于400个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破坏力，属于强级地震。但对这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都没有事先做出警报，完全在状况外。虽说地震是天灾，准确预报很不易，但在发生过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国又处于地震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更应致力地震研究和预测。但对这两次大地震，“吃地震饭”的中国专家和官员显然全都“失职”。

第二，震前都发生自然界反常现象，但都没被重视。在第一时间到唐山地震现场采访的《解放军报》记者钱钢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现很多“异常现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渔场，鱼儿像是疯了，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蜻蜓像蝗虫般以百米的宽度结队飞行；棉花地老鼠成片仓皇奔窜；黄鼠狼结队向村内大转移……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类似现象：震前两天，绵竹市出现数十万蟾蜍爬上马路大迁徙（绵竹离震中汶川只有几十公里）。不仅四川，江苏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现过数万蟾蜍群移的反常现象。

唐山地震前，当地有大池塘的存水突然消失。四川地震前，湖北观音塘的八万立方米蓄水在五小时内沉入地下。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后来也说，唐山“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鉴”，中国地震局的官僚们却对四川的“异常”习以为常，根本没予重视。

第三，震前都有报警，但都被忽视。唐山人张庆洲经过长期调查，于2000年写出20万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专著（后改名《唐山警世录》，目前仍被中宣部列为禁书，因担心民众知道内情）。该书引用中国地震局资料证实，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内，地震专家汪成民等做出过多达9次（！）的预警报告，但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批邓反孔运动（当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打倒），“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所有预警报告都被压住没上报（唐山地震六周后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当地的地震科研小组成员田金武还当着来自全国参加地震考察会议的百名官员和专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但这一切都是“说了白说”，那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当年虽震倒18万间房屋，但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就因当地县领导得到汪成民等地震专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准备。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但这轻描淡写的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7千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7千多个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

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讯。在震前9天，四川民间就有将发生地震的传言，民众打电话给当地防震局要求采取措施，可能是由于很多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门不去深入研究和采证，却马上指这是“谣言”，并要追查谣源，还在四川省政府网上发布“避谣”公告。但在地震真的发生之后，省政府的网上“避谣”公告却马上被删除了。

另一个反常现象是，汶川大地震发生12分钟之后，英国路透社就引用美国地震报告说，四川发生了7.9级地震。而中国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即近半小时后才公布说，四川发生了7.6级地震（后来修订为7.8级）。如果说对地震不能事先预报，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第一时间隐而不报，比美国还晚报16分钟？而且连地震级别都“弄不清楚”、一再改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样有政治因素？这无法不令人质疑。唐山地震的漏报，是在事件发生十年后、钱钢的采访录《唐山大地震》问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发生29年后、张庆洲的调查性专著《唐山警示录》问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内幕。

第四，两次大地震后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无能。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感叹说，早在公元132年，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人类第一台地震仪，能测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中国的地震官员们却无法知道“震中”在哪里，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寻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再加上北京电信局说，往唐山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二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后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确定唐山是震中后，北京高层马上派军队去唐山救援。可是赶去的部队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设备。直到地震发生十天（！）之后，才调进去吊车等。在地震后长达200多个小时之内，无数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幸存者，都眼睁睁地死了。钱钢在采访时发现，一个营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时候都是用手扒废墟救人。当时的悲哀、紧急气氛可想而知，但当官的没有专业知识导致的决策错误，多少双手致残，也扒不回来那些生命了！

而这次四川地震，中国政府派去的救援军队，从媒体画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机器，大部份救灾人员仍是徒手救人，和当年一样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中国有过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灾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北京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温家宝指挥的“救灾”，仍和当年四人帮一个水平！

但和当年不同的是，据钱钢书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时间，北京高层就要求负责国防的副总理陈锡联报出“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调动了10万军队去救灾。什么“摩托化军”、装甲师、尖刀连等都用上了，十万野战军从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进军，俨然像打一场大战。

而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军队。而当时已经清楚地知道是7.8级的强震、死亡人数上万，还有几万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难道是猪脑袋在指挥？！后来军方决定增兵二万，计划增至五万。但即使五万，也比唐山的10万救援部队少了一半。唐山是一个城市，而这次四川地震则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区乡镇，更显救援人数不足。

当年虽是四人帮时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灾的中共高层中，有曾在唐山做过市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吴德。当他得知当年英国人盖的那座墙有一米厚、最坚固的大楼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决心和急迫感。当时设在北京的救灾总部，据钱钢的书，有总参、空军、铁道部、卫生部、商业部、煤炭部、国家物资总局等负责人参加，几乎是全国动员。

而这次中国总理温家宝不在北京这个电讯中心进行统筹指挥，却带着媒体的记者们，乘好几个小时的飞机跑到四川，拿着麦克风讲话“做秀”，然后通过政府控制的媒体，制造“国家领导人”关心灾民的神话。简直比四人帮时的吴德要“无德”多了。每当中国遇到灾难，藉机张扬政府和领导人永远比救命救人更重要；这是中共历来的传统。

唐山地震时，中国的空军全部动员。钱钢的书说，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时间，空军司令摊开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拟订救护登机方案。当天下午就有五架飞机分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发生30年之后，中国在经济能力、科技水平都远非当年可比的情况下，四川大地震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成都军区才派两架直升机飞往“震中”的汶川。飞行员哭着报告：惨不忍睹，95%的建筑倒塌，看到躺着的人多，会动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飞机可以开进去，为什么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马上空降部队、空投急需物质？

钱钢的书说，唐山地震后，全国有二百个医疗队、一万多医护人员，在唐山废墟上设立救护点，瓦砾上插着一块块木牌和旗帜：空军总院、海军总院、上海六院等等，进行紧急救援；并调动大批飞机和列车，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患大转移；仅用飞机运到辽宁的伤患就有18591名（骨折伤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灾活动中，至今还看不到这样的画面，只是看到温家宝在摄像机前，以他那“账房先生”的模样，大讲什么“同胞们，同志们，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不要说这全是官话、套话、废话，就等温家宝拖着长腔讲完这一句话，好几条人命就没了。难怪中国网民愤怒地说，官方千篇一律地重复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可地震都几个小时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要你们来装腔作势干什么？

第五，地震后都是控制媒体，不让人民知道真相。根据钱钢的调查，唐山地震时，“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数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数是地震三年后才公开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后来建的“抗震纪念馆”中，九个展厅竟有八个展示“新唐山建设成就”。只有一个展厅和地震有关。而关于地震预报情况，只有角落里的四幅小图画，画的是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等图案。共产党的草菅人命、视政治宣传如命，在这个展览中可谓一览无余。

这次四川大地震，虽然可以拍照、也有记者进去采访，但共产党仍是通过控制的媒体来左右舆论。有报社编辑透露说，总编室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关于四川等省区5.12地震伤亡情况，任何媒体不得擅自发布，待国务院授权后才能发布，各媒体一律不得到地震灾区采访。中国民众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看到的救灾消息和画面，都是经当局审查过的有利于政府的宣传。

正由于政府控制新闻，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学校教学楼，近二千学生遇难，而政府大楼却安然无恙这种消息却不被重点报导。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题为“中国地震更暴露出正扩大的贫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报导指出：相当于德国、有8200万人口的四川，乡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这场地震对穷人来说是雪上加霜，今后生活更艰难。这些真情也很难上到官方报纸版面。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正在成都机场进关、办理返台手续的台湾红叶旅行团的成员表示，地震时，“正在机场查验护照的官员拔腿就跑，接着一片混乱，机场官员各跑各的。”这些“拔腿就跑”、放弃职守的行为，中国官方媒体则不予报导。中国开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闻，尤其遇到大灾难时操纵媒体，则没有任何本质变化。

第六，都是事后拒绝国际援助。唐山地震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要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共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那些听众们热烈鼓掌，欢呼，流泪……今天，连当年的官员也承认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谅的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地震救灾很有经验的日本、台湾，还有澳大利亚等，都提出派搜索队参加营救，但在对保住人命最关键的震后72小时之内，这些要求均遭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救难协会理事长伊藤裕成很感叹地说，“受灾情况已扩大成这个样子，还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实在令人感到很遗憾。”他们的救难人员将携带碎石机、起重器等工具，可协助搜救被压在倒塌建筑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这种可恶的拒绝外援的举动，和目前遭到强烈风灾、几十万人死亡却长时间拒绝外援的缅甸军人政府完全一样，那就是意识形态远比生命重要！每到关键时刻，独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显露一下。

专家指出，国际专业救难队与中国救灾人员最大的不同，除经验外，高科技的生命迹象搜寻设备和高灵敏度的救难犬，更是在黄金72小时内拯救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下生还者的利器；尤其是夜晚来临，大片的灾区如果光靠灯光手电筒等，根本无法得知何处还有生还者等待救援。而中国“毫无经验与缺乏科技设备的救灾人员，是否能在黄金72小时发挥最大救援能量，实在令人怀疑。”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进行“爱民”宣传，将错误变成政绩。钱钢说，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当时中国报纸上，几乎都是这种报导：“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一位缠着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在震后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后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发生了那么大的灾难，政府既无事先预警，事后也因政策失误（救援部队不带大型机械等抢救设备等），导致很多人等死，但由于政府控制媒体和舆论，结果中国老百姓，包括唐山民众还要对共产党“感激涕零”。

今天，虽然上述唐山地震时人们那种政治疯劲不见了，也不再先抢救牲口、跪拜胡锦涛了，但是，在政府操纵媒体的新闻制度下，官方电视画面，仍几乎全是政府如何调动各方力量，怎么努力救援。一场中共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地震局没有预警的大灾难，反倒通过宣传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功绩”。这和唐山地震时的情况本质是一样的，虽然前后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毕竟今天的中国已非四人帮时代，人民也不再那么愚昧。虽然官方控制媒体，但民众自发用手机等拍了很多现场照片。更有人敢在网络上痛斥国家地震局无能、温家宝“做秀”、共产党政府腐败。

这场大地震，像当年唐山地震一样，暴露出中国的制度问题。在发生多次强震的中国，政府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资金，以达事先预报，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时的中国，处于政治运动狂热之中。今天的中国，则处于民族主义疯癫。中国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存底，却用来办好大喜功、炫耀国家强大的奥运会（实则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北京奥运最初预算三百亿人民币，现已增至四千亿，相当650亿美元，不仅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五倍，而且超过人类以前历届全部奥运会开支的总和！这个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贫穷落后的国家，真是疯了！

即使中共拿出奥运投资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灾也不会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是天灾时无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祸”的源头。因为本质上，共产党才是导致所有灾难的“震中”！

－－写于200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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