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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4）毁家纾难
所有跟读我这篇回忆文章的朋友，读到现在，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你既然那么冷静，那么平和，那么“置身事外”，后来又何必流亡海外呢？还有一些小朋友或大朋友，希望我讲一些当年的幕后秘密……
今天，我就回答你们的疑问，讲一个幕后的秘密。
当戒严部队大军压境、流血冲突不可避免的千钧一发之际，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哥Hold不住，终于出手了。后来我出手做了两件事，这是我老万在1989年真正的辉煌。
而且，我做这两件事，确实有“上面”的授意。当时在四通干部会上宣布我“准备介入”时，也提到“这是‘上面’的意思”。后来戒严部队一直追查这个“上面”是谁，却不得要领。今天我就公开解密了。
这个“上面”，是我的岳父大人李昌。
5月20日，宣布戒严的第二天，当他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要我运用在学生中的影响，说服学生尽快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可以想见他的焦灼和不安。李昌原来也是学运出身。当年12.9运动，他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也曾领队游行到天安门，他还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全国总队的队长，大概相当于现在广场上的“高自联主席”或者什么“总指挥”吧。我相信，他在广场学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所以，他对学生运动，和其他党官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他看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情何以堪。据说，他还找过十位退休的上将、找过紫阳、找过杨尚昆、找过李鹏、找过聂荣臻……
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一旦介入，我比谁都清楚，这对我、对四通，意味着什么。我当时长叹了一声，心头掠过一阵悲凉：“唉，就算是毁家纾难吧……”。
当时，听说深圳大学的罗征启老师也领衔发表了公开信，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罗老师是我一生敬佩的师长，老师都出手了，学生岂能落后？
说干就干，5月21日上午10点，我在办公室约见了北大、清华的四位同学，他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的李英华、清华大学材料系84级的耿学洪、北京大学地理系87级的范九利、北京大学物理系87级的研究生王有才。
以下是我和他们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
对当前的局势，谈几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们几位（我指了一下当时陪同见面的崔铭山和曹务奇）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第一点，是到了“收”的时候了。现在是收的最好时机。应该说，学运当初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反对腐败、深化改革，已经深入人心了。游行、绝食，本身不是目的。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活动组织得非常好，就像写一篇文章，开篇、中篇都写得很好，现在要把尾收好，但这往往是最难的。
第二点，目前的局势已经僵持不下去了。许多学生已经十分疲劳。面对强大的戒严部队和专政机器，打持久战非常不利，也不可能。
第三点，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现在已经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安定，这又可能成为军队动武的口实。戒严部队进城了，还没有动武，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顾虑民心的向背。如果坚持对峙，出现了混乱，你们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
当然，你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要部署好每一个行动的细节，要把退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国有宪法，党有党章。要按宪法和党章来争取你们的权利。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争取民主，我们的行为就要符合民主的规范。甘地说过：水晶一般的目的，要用水晶一般的手段来达到。
你们要大张旗鼓地号召市民坚持生产，坚守岗位，不要破坏公共秩序，动员公交职工把汽车开起来，社会生活正常运转起来。那些下令戒严的人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现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也许只有一瞬间、也许只有几个小时。你们抓住这个机会，拟定一个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然后凯旋归来，那么，这次学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杰作。
第二天，我又约见了广场上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
再说一下我的那位泰山大人，六四后秋后算账，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2010年，老人家以96岁高龄离世。我在海外不能回去奔丧，只能写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磊磊泰山石九十六年看尽东海日出百潮涌起；
沁沁半子心廿又一载望断西楼月圆千帆归来。
组织上（李老生前的工作单位中纪委）问家属：“李老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岳母说：“李老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小万回来。”于是中纪委办公厅正式给中办发文，提出此项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有关部门”不同意。
TNND，“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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