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他们无视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与之交往热络还送去大批的投资。看看密特朗的继任者西哈克对中国的那份献媚，听听比尔.盖茨对中国“最佳资本主义”的那种赞扬，似乎也有点道理。但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一下过去十七年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把镜头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一片谴责之声、制裁之举。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即始于此，至今尚未解禁。已进入的外资准备撤走；原来打算进的外资开始却步。当时哈佛商学院曾经有一个问卷要我回答：外资企业是否应当撤出中国？我的建议是可以留在那里观望。曾几何时，他们何止是观望，而是蜂拥而进。天下攘攘，皆为利忙。过去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错了，应该是资产阶级（商人）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哪安家。五十万台商在上海早已乐不思“薯”（不是别字，因为他们的故乡为番薯状）。刚看了一条新闻，说也有一些韩国人开始且把他乡作故乡了。美国两任总统，刚上台时都气势汹汹。克林顿要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后来却认老江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现在则准备把小胡看作他们在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产党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海外民运确实没有能成气候，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要问，在可比较的海外反对运动中，又有谁成了气候？苏东波之后，我们访问波兰，曾问过团结工会的朋友一个很傻帽的问题：当年在波兰军政府镇压之后，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海外，这些人在后来的波兰变局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尴尬，然后用安慰的口气对我们说：那些流亡者有过一点作用，给我们送了一些传真机什么的。
 
海外民运没有成气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流氓”。我们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为我认可这样的说法：手段是检验目的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么我们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我很早就对海外民运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对我说：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之后，将没有你们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当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收获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还听不懂。
   
也有人把责任归于民众的素质。一般而言，这当然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就是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全部原因吗？我们从知识分子、从外部环境、从自身、从民众，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视角，从共产党本身的演变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
   
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

（三）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因为共产党在八、九民运和苏东波大潮之后，在面对任何反对力量出现的时候，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更坚定了。在这一点上，它更共产党了，该硬的部分更硬了。
   
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天下靠什么取胜？其中有一条就是敢于牺牲的意志和决心。所谓敢于牺牲，就是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大规模地、成建制地牺牲战士的生命。林彪有段语录，清华414在文革中曾把它拿来当战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共产党打天下靠这一条，坐天下同样也靠这一条。政权是什么？还是林彪说得明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维护政权就是维护镇压之权。中共建政之后搞所谓镇反运动，就是要杀人立威。在需要杀人的时候，就要敢于杀人。枪一响，上广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杀，就杀他个二十万，保共产党的天下二十年太平！这就是六、四屠杀时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六、四事件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曾经感动了全世界。一个青年站在长安街上阻挡坦克的前进。坦克向左转，青年站到左边去阻挡；坦克向右转，青年站到右边去阻挡。这被认为是中国青年敢于反抗暴政的标志性画面。对此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1990年，我们在东柏林参加欧洲民主论坛。波兰团结工会的首席理论家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画面”。他列举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市民企图翻过铁栅栏进入美国使馆，政府的卫兵“例行公事”地拉着他们的腿。另一个画面就是长安街上的坦克企图绕过阻挡它的青年。他认为这些画面形象地说明了专制政权在反抗面前表现出了犹豫。正是因为这种镇压意志的动摇和犹豫，才使得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气数到了尽头。
   
他的话，对东欧共产党政权来说，是讲对了；但对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他低估了邓小平的镇压意志和决心。的确，当时赵紫阳犹豫了，所以他只能出局。当时邓小平说，幸亏他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在封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中表现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所以被钦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在西藏戒严时曾头戴钢盔。据说邓小平指着录像画面问：这个娃娃是谁？他欣赏小胡在关键时刻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在六、四之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之前，共产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动用军队和坦克来解决学运问题很不理解。但在苏东波大潮之后，他们凝聚了共识：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镇压反对势力的意志和决心绝不能有半点动摇。任何心慈手软，都会葬送他们的红色江山。殷鉴不远，东欧和前苏联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那些口号。“两手要硬”，主要是说镇压的那一手要硬；共产党要有“执政意识”，就是说要有镇压意识；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说的是要提高共产党的镇压能力；“稳定压倒一切”，说的是为了我党政权的“稳定”，可以采用“一切”镇压手段。记得一些读书人写文章跟他们理论：稳定不是一切，稳定也压不倒一切。这简直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搞清楚共产党是什么东东。
   
老江毫不犹豫镇压法轮功，说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试合格了。小胡关于要学古巴、北朝鲜的内部讲话，说明第四代也不负邓望，在思想上已过硬了。最近发生的广东汕尾事件，他们称之为突发群体性事件，张德江处置果断，开了六、四后的第一枪。外面就传什么张到中央去作检讨，过不了关；广东要发动什么驱张运动了。全是胡说八道。照我看，张德江今后应该官符如火才对。
   
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党仅仅依靠有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就能维系它的气数不绝，那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当年齐奥塞斯库也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如今安在哉？中共比他们高明，不仅有镇压的决心，还在不断提高镇压的能力，讲究镇压的手段、扩充镇压的资源。共产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我们不仅要认清共产党的硬，还要搞懂共产党的软。

（四）

六、四之后，邓小平讲过三句话：一是“不当头”；二是“不争论”；三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共产党的软。“不当头”是对美帝国主义输诚、服软。“不争论”是全面背叛共产主义之后的嘴软；“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成长扫除障碍、铺路架桥的身段软。你说这样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如果张春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作这样的评论：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两个投降，“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平心而论，共产党里头还是很有些明白人的。往右看，邓小平算一个；往左看，张春桥算一个。
   
在苏东波之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头”，剩下的“小猫三两只”鼓动中共出来当头。邓小平的回答是“不当头”。这自然是“守拙”、“韬光养晦”的意思。但这个世界总得有个头，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让美国当头。当然话不能说的这样白。经过包装后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谋求的是“和平崛起”；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定接受全球化”；中国“不認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中国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再看看他们从此在联合国投票时再也不敢挡美国的路；老朱正在美国舔着脸要给老板们“消气”的时候，自己的大使馆被炸了，老江只会躲起来当缩头乌龟；最近薄家公子为中国交了几千亿美元的保证押金，还换不来美国老板的信任而抱屈。听其言、观其行，说他们“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不委屈他们吧？
   
本来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身段放得如此之软，所为何来？为使中共政权的气数不绝，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你看这十七年来中共外交如何从千夫所指、四面楚歌的狼狈中东西连横、南北合纵、迂回脱困，就不得不承认邓小平软得其所、软得有成效。
  
我们再来看“不争论”。因为理亏，所以嘴软；因为嘴软，所以不敢争论。看看共产党这十七年来的所作所为，有几宗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教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识时务、不能“与时俱进”的老、少左派不时要搬出党章和宪法来和当局理论。小平同志本来就耳朵聋，可以装听不见；泽民同志则拿出上海生意人的基本功，“闷声大发财”；小胡同志一方面不分左、右，干脆利索地通通封杀，另一方面悬赏一千万，给老、少左爷们去办一个马列主义学院，让他们关起门来鼓噪。单就这一招，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就属于这一类。既不可说，就不争论，为的是减少社会成本，争取时间，少废话、快干活，把经济搞上去，为延续中共政权的气数多积累一点资本。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应该读作“发财是硬道理”。道理是硬的，话却是软的。按照春桥同志的点评，这是“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这个问题上，我稍微有点发言权。当年我办的四通，八八年时销售收入已超过十亿人民币，在中关村一条街上独占半壁江山。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邓小平与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一个最杰出的成果”。当时有西方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六、四屠杀，使我没法继续再同他站在一边，从此我就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许多朋友因此为我扼腕，我想给这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捎一句话：在绝对重要的利益之上，还有绝对重要的人类良知。
   
共产党原来标榜自己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党，现在蜕变为赤裸裸地为有钱人服务的党，因而赢得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欢心。他们带来了投资、上缴了利税，朱老板曾拍着自己的口袋说：我这里每一分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共产党的软，换来了资本家的真金白银。资本家的真金白银，又滋润和延续了中共政权的气数。这好像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共产党真的就这样脱胎换骨，变得软扒扒了？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你就小看共产党了。毛曾经评价邓是“棉里藏针”。知小平者，老毛也。我们分析了中共的硬；又分析了中共的软；我们还要分析中共的软下面还藏着的硬，也就是棉里所藏的针。共产党的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卷旗不缴枪”。

（五）

据说，“卷旗不缴枪”的提法出自邓英淘，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共产党玩这一套，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把戏。玩得最大的一把是抗战期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摘下了红五星、红领章，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不但“卷了旗”，而且是换了旗。不但“不缴枪”，反而夺了枪，最后夺了江山。这一幕，堪称是共产党“卷旗不缴枪”的经典杰作。
   
“卷旗”是软，“不缴枪”是藏在后面的硬。明乎此，才能读懂共产党的政治口号。“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的，“四个坚持”也出自邓小平。前者是“棉”，后者是“针”，这就叫“棉里藏针”。“不当头”是软，“学古巴、北韩”是藏在后面的硬；“发展是硬道理”，讲的是软话；“稳定是硬任务”，说的是硬话；“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是软性语言，是装模作样的“菩萨心肠”；“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则是硬性语言，是“菩萨心肠”后面的“霹雳手段”。
   
在过去的十七年当中，江泽民在位十四年。前几年作不了主，因为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我在，我说了算”。太上皇一走，江还真当了几年家。所以我们分析共产党的十七年，不能不说说“江核心”。江泽民这个人，一般人都看不惯他那种“轻骨头”的样子。江喜欢不分场合到处作“才艺表演”：拉着赌王姨太太的小手引吭高歌；抱着法国总統夫人翩翩起舞；陪州長夫人弹吉他、唱情歌；吊在叶利欽的脖子上表示友好；當著西班牙国王的面梳頭。这类让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江泽民骨头虽轻，块头却很大。他为共产党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提出了三个代表，明确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二是下台的身影虽不是很利索，但终于为共产党权力继承的和平过渡找到了可行的方式。
   
说起三个代表，许多人都把它当笑话讲。有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天，三国领导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本.拉登。小布什说我拿三颗导弹炸死他；普京说我派三个美女迷死他；江泽民说我用三个代表“烦”死他。这个“烦”字，用得极为传神。当年国内铺天盖地的宣传、言必称三个代表，让人不烦也难。其实这种庸俗的宣传手段，反而淹没了三个代表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个代表说的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这是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
   
我之所以能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曾经也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主张过中产阶级改造中国论。当年一位左派大人物点名批过我的谬论：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 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最杰出的政治后果就是江泽民同志宣告了三个代表。

共产党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曾经是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不安定的动乱因素。在江泽民这一代，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意义非凡。以年龄划线，一任不超过两届。规则简单明确，创造了专制权力继承的新模式。它比血缘继承更合理；比民主选举的社会成本低。这就使得中国未来政局变化的方向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更可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鉴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共产党镇压反对派的意志空前明确而坚定；
2， 经过合纵连横，共产党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3， 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他们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资源；
4， 在“不争论”的掩护下，共产党已经全面扬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
5， 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基础。
6， 权力继承模式的确定为他们的持续执政消弭了隐患。
   
如果说一样东西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精神的存在和躯体的存在，那么，作为精神上的共产党，它已经不复存在，它气数已尽，它已经自我了断。作为躯体上的共产党，它还在，没有了灵魂，现在讲的“以民为本”、“八荣八耻”，大多是从中国历代统治思想库中寻找到的精神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溃将突如其来”这样的可能。也许“枭”眼是从天上看，能看到我们凡人在地上看不到的愿景。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共产党的这种气数难道可以永续吗？”我们将在另文讨论这个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