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首先，我非常高兴看到了秦晖在这篇博文中部分性地承认了缺点，我觉得这个“承认”对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继续讨论下去大有帮助。
秦晖承认了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以及摇旗呐喊者在引用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中忽略了他们的前提条件，作了不恰当的信息不对称宣传和鼓动。
那么这个后果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秦晖只是承认了缺点，却没有承认错误。大概“错误”的责任应该由西方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掌门人来负责。
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前诺贝尔金获得者最近刚做了道歉，大概我们在这个责任追究问题上应该停止了。
我理论的基础是“人性恶”，就是批判儒家的非实证精神， 但是为了保证我们讨论的继续，为了让我门进一步认识和完善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先放过理论的社会实践效果， 把讨论局限在理论框架内。
为什么我说秦晖只做了部分的承认缺点呢？因为秦晖在承认了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在引用理论中的缺点以后，最后还是把公正性的首要问题推给了制度。
大概秦晖（其实秦晖并不是中国自由经济学派的代表，我这里做一个可以饶恕的简单化处理）以为，中国的制度一改变， 中国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就可以消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逐渐消失。 或者说，中国的制度一改变，中国人就可以立刻由穷变富。 为什么呢？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变，中国人就不知道为谁干活。
我想，这大概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最简单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包装的基本原理。
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回答就是，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统计学讲，这个理论的正确率低于50%， 实用价值低于没有这个理论的价值。
非常显然，即使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还是知道为谁干活的，而且干得非常起劲。除了天灾以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代一直维持了相当的增长速度。 因为军事压力和基本积累的问题，老百姓的工资长得比较少，但是至少是往上走的。
或者说，中国在封建时代，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也不能保证拥有人一定就会积极维护自己的财产， 败掉的或者浪费的情况照样存在。
中国76年以后的经济滞后实际上有一个为很多人知道但不为知识分子精英承认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去世。 毛泽东的去世事实上让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出色的宣传家， 鼓动家。 知识分子精英只承认自己宣传的作用，却不愿承认他人宣传的合法性，我相信这个问题决不是制度可以解决的。
简单一句话说，所谓知识分子精英的自恋和意淫， 不是制度的改变可以解决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