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所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亲历”回忆中，大量的都是什么“全村青壮年先后死去”之类的故事。我推测原因很简单，如果说饿死的都以小孩为主，那么，因为饥荒，本身出生率就低，以出生率来证明当时的罪恶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说老弱人饿死，那么，老百姓能够理解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只有把饿死的人说成是青壮年才能触目惊心。于是，在各种所谓的四川、安徽、河南人“亲身经历”里，充斥其中的是“整村青壮年一个个地倒下，几乎死光”的悲惨场面。还有“出去乞讨不允许”的黑暗内幕云云。

那好，现在我相信，在那几年饿死的是青壮年为主，也就是说，是以生育期人口为主。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阶段有生育能力的人大量死亡，就算比例比全国“饿死4000万”高一倍——12%的死亡率吧，会有什么后果呢？很显然，此后数年全国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明显下降，出生率应该出现比1957年前明显下降才是。

事实呢？ 我在《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里看到，几乎所有省区出生率的最高记录都是在1962-1964年创造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受灾最严重的安徽、四川等省那几年的出生率惊人地高，四川1963年出生率达到5.01%，安徽1962、1963年连续突破5%，达到5.33%和5.07%，河南1962年达到4.508%，对比之下，江西算是受灾轻的省，由于解放初人口密度低，一直没有控制人口，就这个生育人口基本没有被破坏的省，最高出生率1963年3.96%。受灾轻的陕西等省情况也类似。

这就奇怪了，象安徽、四川等省，可是被认为是青壮年死亡20%以上的地区，却在1962-1964年出现超过5%的出生率，这可能吗？ 更加搞笑的是，在生育人口大量死亡的四川、安徽等省，1962年以后长期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例如安徽省1961年人口户籍人口2988 万，而1998年达到6016万。四川省，1976年人口6963万，比1961年的4667万增长接近50%，而全国只从65859万增长到93717万，40%多一点。

这只说明，那几年大量流民已经不在户籍掌握中，所以出现人口下降，此后这些人逐步恢复户籍，才导致四川、安徽等地人口骤然高速增长。 为了给一些人士理解一下生育人口破坏严重是什么概念，我介绍一下另一个例子—— http://117.127.58.234/jingdian/jd2.htm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吉安人口数为3737007人，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人口数为1902899人。 现在吉安市人口也才480万，也就是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所谓“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政策，江西吉安市青壮年人口几乎被国民党杀光，导致此后吉安市人口增长长期低于全省全国水平。

当然，民主人士介绍历史时很懂得发觉人们不知道的隐秘的，面对右派和地主家庭没有饿死例子的事实，一个常见的理由是——那几年饿死的都是农民，而城市居民有粮食定量，所以饿不死。

恰好我在《四川统计年鉴》找到数据：

年份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1957 568 4520.8

1962 535.9 4152.4

看到了吧，城镇和农村人口下降比例几乎相同，1957年可是还没有大跃进，还没有大量从农村突击招工。因此，以后民主人士介绍大跃进，尤其引用什么廖伯康的资料时，就应该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四川省当时城镇大量饿死人而廖某却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