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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小姐姓鲍，名不可考，是钱钟书《围城》第一章里面出现的人物。据钱夫人杨绛说：“鲍鱼之肆， 所以姓鲍”，杨绛的意思是说“大家”对鲍小姐都很不屑。
我这里之所以在“大家”上面加引号，是因为“大家”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可靠。
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篇命题作文“论题海战术”。我在作文的开头写道：“说起题海战术，我们没有不嗤之以鼻的”。语文老师在这句话的后面专门加了一段评语：“我们？还是我？”
看了这个评语以后，我脸热乎了很久，才知道“我们”跟“我”是颇为不同的两个词。 后来作文时，我对用“我们”还是“我”就谨慎起来，但这个后来的后来，我对这两个词用法的界限又不那么确信了。
在这个后来的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我记得有一次站起来发言的时候说：“我以为。。。”不曾想仅仅这三个字就引来了同学们的一阵讥笑。
我因此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到底“我以为”是谦虚的说法还是“我们一致以为”是谦虚的说法？
我知道按照所谓和谐的理论，后者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说法，这个说法说明了我们团结一致的勇气和决心，虽然为什么要团结一致不过是天知道的事；我同样知道，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前者才更准确地表达了某种观点的主语。
当然任何理论的出现都会出现第三者--感谢我们的周易理论，玩文字游戏的人有了普遍的规律可循--我们的好好先生说。“‘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为什么要分彼此呢？”
有了第三者就有第四者--再次感谢我们的周易理论--我们的辩证先生说，“某些人说‘我们以为’，某些人说‘我以为’，这说明了一千个莎士比亚，一千个哈姆雷特，他们的意见都是非常宝贵的值得重视的”
有了第四者就有第五者，我们的领导先生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以为’或者‘我们以为’呢？这是个人主义，这是宗派主义。‘鲍鱼之肆，所以姓鲍’这句话既没有‘我以为’也没有‘我们一致以为’，不是很好么？”
这最后一位先生的理论颇为高明。为了避免老师们的挑剔和同学们的讥笑，鲍小姐的故事开头就变成了这样：鲍小姐的鲍和春秋时代鲍叔牙的鲍是同一个字，钱钟书安排鲍小姐在第一章出现是为了说明《围城》的故事是古已有之，可以从管仲和鲍叔牙的友谊开始说起。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这是《围城》的原话，它说明了“围城”的含义，《围城》故事里面的人物的各种经历。譬如孙柔嘉就先筑了婚姻的围城，小心翼翼地把方鸿渐围了进去，但接着就又打破了婚姻的围城，让方鸿渐冲了出去。再譬如赵辛楣就千方百计地跑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然后又辛辛苦苦地逃了出来。在他们看来，婚姻和事业都是围城，获得的信念和放弃的虔诚同样让人垂涎欲滴。
但鲍小姐不一样。在鲍小姐看来，情欲是一种诱惑，诱惑别人的时候同样被诱惑；每一个可爱的男性都是潜在的未婚夫，未婚夫也不过是某一个可爱的男性。
既然如此，婚姻也罢，不婚姻也罢，其中的界限毕竟缥缈，“围城”又在哪里？
所以鲍小姐专心致志让方鸿渐感到亲切，又专心致志对方鸿渐表示不满，就看方鸿渐能否满足她当时的渴望了。
这一点倒真和鲍叔牙差不多，他可以和管仲做最认真的敌人，也可以和管仲做最可靠的朋友，关键在于管仲是否为齐桓公效力了。
从这点来说，钱钟书说得没错，人类并不把友谊当作“围城”。人类把友谊当作“卧室”，他们不会逃出来冲进去，而是把别人拉进来推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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