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重视群体，西方文化重视个人。重视群体的结果就是衍生出求同心理；重视个体的结果就是衍生出求异心理。求同者，偏向于大家的认同，求异者， 则更在乎自己的感受。

求同者，因为总想被别人认同，所以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想知道别人到底是怎样看自己的。这样一来，看得见的面子就成了首要问题。至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却反倒变成了第二位的东西。诚如穿鞋，只要旁人觉得好看，自己的脚舒服不舒服就不去管它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求同心理就是这样转变成为面子问题的。若是将这种转变放大到国家的层面，其实效果也差不多。

既然面子看得见而里子摸不着，当然得把功夫都花在面子上。只要面子上好看，里子受委屈就是理所当然：一个乡政府的大楼可以建得富丽堂皇，至于乡民的苦难自然属于面子以外的东西；体育强国的标志就是金牌的数量，连银牌和铜牌都羞于见人，更别提普通老百姓连个能随便踢球的地方都没有的事实；大学要让它变得更大，至少在数量上要有可比性，至于质量上的好坏最好先别管它；社会乐于鼓吹见义勇为的勇士，至于勇士的死活自然不在考量的范围，只要你与手执利刃的歹徒赤手空拳地搏斗过，作为整体的舆论工具就会特有面子，至于义士的善后之事，就不再是众人的份内之事了。对待己方的战俘，也是如此，一心盼望着他们杀身成仁，以便让活着的人们得以分享烈士的荣耀。至于战俘及其家庭的艰难困苦，只有让他们自认倒霉了...... 

另外，对于求同者来说，他是既想被别人认同，又想认同别人。可要认同别人，就必须对别人的一切知道得尽量详细，以便品头论足，看看是否符合某个统一的大众标准。于是，越是涉及到别人的隐私，越是津津乐道。根本就谈不上对别人隐私权的尊重，反过来，自己的隐私也无法保护。

而且，注重群体的社会，都喜欢追求同一性，故此也热衷于设立一些统一的大众标准，比如树标兵，学先进之类。就连家庭这种极其个人的东西，也参加到社会化的评比中，非弄出个“五好家庭”之类的名目来。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越学越假，把本份之内的应尽之责变成了社会化的表演，仿佛一个人无论在做什么，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一样。比如，本来是个人就该做点好事，可非把你说成是学雷锋，这不是冤枉吗？雷锋又是学谁呢？没有雷锋之前难道都没有好人了？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人生来有罪，也就是天生就是一个罪人（sinner），即便做点好事，也并不是为了显给别人看。要么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忏悔，要么是为了荣耀上帝。换句话说，行善也好，做好事也罢，不过是源于自己内心的诉求，而且只对上帝负责，与周围的人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拿捐献来说，普通人的捐献，完全是自发自愿，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例行的制度，也就是每年都捐，并不等到自然灾害来了才绢。并且，无论捐多捐少，捐赠者本人并不为人所知，更没有大红喜报广而告之。

况且，求异者，因为总想与众不同，所以别人做什么，与自己就不大相干。只要自己心里喜欢，又不犯法，定会尽力去做，不大顾得上别人会怎么说。于是，“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就成为了口头禅；同时，对别人在做什么也会相对地漫不经心，不该问的尽量不问，常常说句：“It is none of my business."（与我无关）以示就此打住之意。 换句话说，就是相对尊重别人的隐私。其实，只有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隐私的人，才会真正地尊重别人的隐私。当然，对隐私权的尊重，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更加取决于立法。但无论如何立法，都必须要有群体从文化层面对立法的认同。

如此可见，求同者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一方面好攀比，一方面好面子，故所作之事，多是为了取悦别人，故此显得虚伪；求异者则以“我”为主，故此更加偏向我行我素，所作之事，无论对错，至少出于真诚。

总之，面子上的东西，其实与涂在脸上的胭脂差不多。看着红彤彤，只不过掩盖着病入膏肓的真容。如果肌体真的强健，那么，不施粉黛的脸面，才能透出真正的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