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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啊吽同学从《圣经》中发现共产主义的渊源，尽管有些牵强，但也不无道理。这就像很多人把中国的一切弊病都归结为传统文化一样，虽然牵强，但也能讲出很多道理。如果较真的话，这世界上的事都是相互联系的，按混沌理论，一个偶然的微小扰动很可能会在非线性系统里产生蝴蝶效应。但要证明这样一个效应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理解唵啊吽同学之所以写《圣经中的共产主义》是把共产主义当做人类共同的理想，是不分种族、地域和文化的。我也非常同意这一点。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成为一代精英的理想，也是因为它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的理想非常接近。人类的共性远远大于种族和文化所产生的差异性。
孔子是这样描述天下大同的社会的：“天下大同的时代，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公有。人们选举有公德和才能的人来管理社会，讲求诚信，致力友爱。所以人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不止疼爱自己的子女（而是待人如己，博爱众人），老人能安度晚年，壮年人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孩子们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残疾人都有所养，男人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女人有自己的归宿。人们只担心物质财富被浪费，而不担心被私藏；尽其所能工作，并不是为自己。于是，阴谋诡计、为非作歹的念头不会发生，社会上也就没有盗窃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晚上睡觉连门都不用关。这样的世界就叫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恶货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见《礼记》礼运篇第四） 孔子描述的这种理想社会就很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比单纯强调生产资料公有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有人情味，也更具体。我想，没什么人会不喜欢这样的社会。可为什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却遭到失败了呢？问题就出在如何去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方法和道路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共产主义实践是靠剥夺人的自由，强制性地进行思想统一，从而完成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这就使共产主义的实践走到了与共产主义初衷相反的道路上。按这些革命领导人的想法，人的思想是完全可以通过外在的影响和强力拔高和统一的，但这却不符合人性的实际，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中国历史上的墨子就主张爱人如己，摩顶放踵利天下也为之，而与其相对的则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为的绝对自私自利的杨子，结果这两个学说都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是孔孟比较中道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当共产主义被抽去自由就和民主被抽去了自由一样，就只成了一个干瘪、生硬的架子和程序，那不是为人设计的制度。没有对自由的尊重和对异见的宽容，任何一个制度都很容易变成一个罪恶的制度。 我不怀疑很多真正的左派（不包括一些极左的和假左的）拥有高尚的情感和使命感，也不怀疑他们为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奋斗的赤诚之心。而且我也反对那些对共产主义及其信仰者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只有利于某些政治阴谋家，而不利于我们总结人类在实践理想社会中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只当作某些政治疯子的疯狂行为和品德败坏的阴谋家的阴谋，那我们就不会认真对待上个世纪人类付出巨大代价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会认真研究这一运动根源和教训。而事实上，正像昆德拉所说的：“罪恶的制度并不是罪人建造的，而是那些认为为人类找到正确的道路的积极分子建造的。”目的与结果的背道而驰是上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悲剧的根源。
信仰是不能强制的，思想也不能被强加，上世纪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信仰以强制的方式加到别人的身上，并要求所有人与他们有一致的高尚情感和认识。斯大林和毛泽东则把这一错误发挥到极致，前者是通过肉体消灭来统一意志统一思想，后者则是通过群众运动和政治迫害来达到表面的一致。在这样的过程中，左派的所谓高尚情感和美好理想都要被大打折扣。因为一个容忍暴行和迫害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人。而且，这种情感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成为一种社会狂躁症的思想根源。 左派发展到极左就和极右一样，都成为罔顾事实的偏执狂，都把对方视为仇敌，相互妖魔化，必消灭对方而后快。思想的分歧一旦为左右双方的极端分子所左右，那就不会有宽容和理性，最后导致的一定是暴力争斗。而极左往往表现的比极右还疯狂，最近乌有之乡上有人竟扬言要绞死茅于轼，足见这种极左疯狂的残忍和可怕。
摩门教的事我都是道听途说。我的表妹在犹他州的盐湖城，她告诉我，盐湖城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因为那是美国摩门教的大本营。因此，我对这些教徒是有好感的。据说摩门教徒都是类似墨子帮会那样的人，互相帮助，兴仁行义。其实我认识的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也是这样的人。由此我想，也许共产主义的再次出现将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血腥的方式。世界上的某些团体或许能给人类做出一个示范，在某一个地区率先实现自由的共产主义，然后大家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之。人类的理想社会也许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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