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苏北丕县有一大户人家，姓戴，是当地最大的地主。说是地主，其实老地主早就没了，所生的四个儿子都是读书人，大的几个都去了美国、英国留学，读完书留在了当地。最小的老四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历史。家里没什么人，只有孙辈的人还有一些在附近读书的。虽然家里有土地上千亩，但也只是收点租子供老四上学和其他几个孙辈的孩子上学读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揭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一时间举国上下，抗日民情鼎沸。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最优秀的儿女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五千年文明孕育出的民族精神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戴家的老四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了老家。

回到家的戴先生，首先把家里所有的地契和租地契约找出来，然后他把家里的佃户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中国就要亡国了。今天我叫各位老乡到这里来，就是要问大家一句：你们是要做亡国奴还是愿意跟我一起打日本。如果愿意跟我打日本，那我家里租给你们的地就是你们的了。如果不愿意跟我打日本的，我的地也不租给你们了，我要卖了地好买枪买炮打日本。大部分佃农都选择了跟着戴先生打日本。戴先生当即烧了他家的地契和契约，并向那些准备跟他走的佃农深鞠一躬，大声说道：有你们这样的中国人，中国不会亡！不久，戴先生就拉起了一个几百人的抗日队伍。

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活跃在苏北地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的队伍。戴先生带着他的儿子转战在苏北各地，和日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战斗。在这期间，他的队伍营救过国民党的抗日部队，也营救过新四军的人。因此，国共两边的人都对他很有好感。戴家孙辈的子女很多，大部分在抗日之后参加了国共两党的抗日队伍，两边的人数差不多。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国共两党都想争取这支队伍，他们通过戴家在他们一方的子女做戴先生的工作，可是戴先生一概拒绝，坚定地表示：我的队伍只抗日，不打内战。抗日一胜利，我们就解散。他说到做到。抗日一结束，他的这支农民抗日救国军就全部解甲归田。戴先生送跟他一起打日本的小儿子去南京上大学后，在家闭门读书，不问政事。

转眼三年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了。戴家那些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子女都去了台湾或美国，在共产党里的都成了新中国大大小小的干部。

紧接着开始土改了，戴家曾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当然首当其冲。负责土改的山东籍干部积极动员当地农民揭发戴家的罪行，可是三番五次地动员，竟没有一个农民起来揭发。人心都有一杆称，那些最地层的农民具有中国最朴素的道德观 ---- 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以怨报德。在这个地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方法竟然不灵了。没有办法，负责人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指示。幸亏当地比较大的领导在抗日期间曾得到过戴先生的营救，与他有患难之交，也幸亏这个领导是那种重情谊，懂政策的领导。戴先生躲过一劫，最后被判十年徒刑，没有被当恶霸地主枪毙。那个时期，象他这样的大地主能够不被枪毙是十分罕见的。

没料到的是，关押戴先生的监狱的监狱长竟然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为共产党的中级干部。女儿毕竟是女儿，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割断他们的父女之情，父亲有她的关照，在监狱的日子还不算难熬。

后来中国开始肃反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女儿被调离公安系统。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困难时期，老先生在即将出狱的前夕饿死在监狱里。

让人无限感慨的是，面对自己的命运，戴老先生从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还宽慰儿女门说：不要抱怨，这是一个时代变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人好象用大彻大悟，豁达洒脱这样的词句也不能完全贴切地描述。面对这样的境界，我只能叹自己笔拙词穷、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