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所认识的高干子弟 原创
我是于1960年从西城区一所普通小学考入北京四中的。初入四中感到有许多新鲜之处,比如班上有三个同学的爸爸是将军,而在小学时同班同学的家长中连个当科长的都没有。
这几个同学能告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事,以前我不知道吉姆车和吉斯车,他们告诉我如何识别和哪级高干可以坐这样的车。
这三个高干子弟之中有一人叫梁凯民,他的爸爸是梁必业中将。初一时我们班曾开过一次班会专门批评梁凯民。现在努力回想它犯了什么大错吗?想不起来。他是有点散漫,有时对老师有些顶撞,这些都不是大事,但在大部分同学都对老师毕恭毕敬的年代他就显得另类了。当然这些不足以构成开一次批他的班会的理由。导火索是他与同学聊天时大骂赫鲁晓夫是大流氓,而这位多嘴的同学向班主任告了密。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按当时的惯例骂赫鲁晓夫就是反苏就是反革命。一两年后我们才理解他提前得到高层动态知道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了。开班会时他是有口难辩,无法说出原委,只好自认倒霉。
61年暑假快结束时梁凯民突然骑车来我家,因为第二天他要补考俄语,希望我能帮他复习一下。我随他来到一座离中南海不远的四和院。在他的房间里高悬着一张大字报大小的表格,上面写着五个孩子的姓名和各科成绩,看得出他们的父母很重视他们的教育。我浏览了一下这个表格,很明显五人中以梁凯民的成绩最差。我帮他复习期间他的爸爸梁必业中将曾过来与我们打招呼,从没面对过这么大的官,我显得很据束。那天梁凯民工作得很认真,但临时抱佛脚没能起作用,他的俄语补考失败了,成为我们班近五十多人中唯一的蹲班生。
梁凯民蹲班后与我是同校不同级,之后他不曾再留级,我上高三时他仍在四中读高二。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他不幸因癌症先于其父离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班的陈崇北的爸爸是陈其涵上将,时任最高军事法院院长。陈崇北学习好并平易近人,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我们初二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出校门的女教师,可能很想接触高级干部,于是找借口对陈崇北进行了家访。陈崇北的父母很热情地接待了她,全家陪她共进了晚餐。可我们的班主任饭后依然滔滔不绝,迟迟不离,我们私下都认为她此事做得不得体。
我在四中时每学期考试后,总务处在每班挑几个学生帮他们将各科成绩抄在一张学籍卡片上。学籍卡片上记载着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就这样我们知道了陈崇北的爸爸的工资是440元,它的母亲(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的工资是220元.两人工资加起来是660元,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超高工资。那个年代人们丝毫没有仇富思想,同学都觉得对于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享受这个待遇,完全应该。
陈崇北曾送给我和另一同学两张话剧票,使我俩能有机会在民族宫剧场欣赏了南京部队文工团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我出国前看到的最好的话剧。63年陈崇北在升高中的统考中以几分之差未能升入四中,录取他的是八中,那也是一所在北京名列前茅的中学。
63年的夏天,即我们从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我被选入市射击集训队为全国青年射击通讯赛备战。与我一起被选上的还有我四中同年级邻班的两位同学,一个是粟裕的儿子粟寒生,另一个是姬鹏飞的儿子姬军。我们同睡在一张通铺上,享受着运动员的伙食待遇,训练之余我们一起打牌,日子过得很潇洒。八月中的某天,他俩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不幸的是他们都没能被四中录取。我明显感到他俩的失落,记得粟寒生还为此潸然泪下。
63年9月我升入四中高一,在新的班上有了更多的高干子弟,有薄一波的大儿子薄熙永,孔原的大儿子孔丹,五个同学的爸爸是将军,其中包括带领部队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陈正湘将军。
孔丹是在四中读的初中,并获得银质奖章而被保送升高中。当时四中的初中有六个班,近300学生。在这些学生中只有两人荣获金质奖章,四人荣获银质奖章。当时教育局有严格规定,必须在初中六个学期中主课全部是五分,副科为四分的不可超过两三门的学生才能与奖章有缘,而且是只问成绩,不论出身。那年拿下金质奖章的一名同学就是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可以肯定地说孔丹的银质奖章是完全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的,与他爸爸是不是高干没有任何关系。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初中时与孔丹同班,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未能如愿留在四中,从而在八中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
孔丹的文笔出众,高中作文课上老师常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读给大家。至今我还能复述出他一篇范文中的精彩段落。孔丹的一篇文章曾被登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那篇写得短而精练,读后叫人有少一句则不足多一句则有余的感觉。因学习成绩优秀和组织能力极强,在高中三年中孔丹一直担任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64年十一前学校要求每班排演一个舞蹈节目,这可难坏了众人,我们班里只有笨手笨脚的秃小子。孔丹利用自己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记忆,愣是排出一个让全校刮目相看的歌颂长征的舞蹈。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令我欣赏的正是他不拒绝小事,认任真真地去办好每件小事。
当时的校领导把孔丹树为全校典型,并把他发展成全校第一个学生党员。离开四中已有四十多年了,可以肯定现在我与孔丹在政见上已经相差甚远。即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在我在四中上学的六年中,一个学生能让全校师生都认识,都佩服,孔丹是仅有的一人。
我印象中的薄熙永常微笑着。记得他说过报纸和杂志总说革命者被捕后如何坚强,可据他爸爸的朋友说,那时被捕后叛变的是多数...。爱听他聊天,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在报刊上读不到或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文革中在其父薄一波倒台,其母自杀后一次与我们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闲聊中他说谢富治趁文革搞投机,早晚要被揭穿。当时正是谢富治大红大紫之日,说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尤其是作为黑帮子女的他,是罪加一等的。另外,当时告密盛行,他本应将这些话藏在心里,看得出他信任我们,确信我们中没有卑鄙的下三烂。
最后谈谈高干子弟的缺点。文革中我发现绝大部分高干子弟发自内心地接受老毛对17年教育战线是修了烂了的极左分析,他们比我们更深地卷入极左思潮。他们中不少人批评校领导歧视压制打击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文革使他们变得不理智,文革也害了他们。
